鲁迅与萧红国民性批判的路径探析 作者： 张文斌 来源：《语文学刊》 2015年第11期 张文斌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摘要］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创作追求以及师承关系，形成了鲁迅与萧红创作的共同底色，但在具体创作中对国民性批判的切入点却大不同。鲁迅是进化时间上的文化批判，萧红则是在空间视域中叩问生命意义和价值。论文以鲁迅、萧红二人小说为例，试析他们国民性批判的不同路径。 ［关键词］鲁迅；萧红；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5）11-0084-02 1902年，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强调“启迪民智”。随着“五四”新文学的深入，追求“启蒙”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大价值取向。鲁迅小说创作以勾勒“沉默的国民灵魂”“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旨，重在对国民性的审视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自觉担负着启蒙的重任。萧红继承了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理念，把文学表现的对象聚焦在了“人类的愚昧”上。对社会和国民性的批判，是鲁迅与萧红创作上的最大共性。但正是在致力于这共同的目标时，二人的思考路径却有着大不同。 一、鲁迅：进化时间上的文化批判 时间暗藏着人类的生存密码，是考察社会文化变迁和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维度。在近现代中国图强的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中国传统循环往复的时间观逐渐被进化的线性时间观所替代。“在西方的入侵和东方民族意识觉醒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时间滞差。”［1］15在进化的线性时间的观照下，中国的传统自然落入“旧”之列，进而遭到“五四”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与批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和中国现代文学开创者的鲁迅，也无法完全跳脱这一时间观的窠臼。例如，在《呐喊》《彷徨》中，鲁迅就是用进化的眼光去开启他国民性批判的启蒙道路的，通过对“旧”的劣根性的审视和鞭挞来追求健全之人格。但是，鲁迅作为一个先行者，加之从“旧”入“新”的个人成长历程和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在中国历史—现实的发展进程中，他得见中国传统文化之弊和中国人民特别是作为大多数的农民之愚；在对西方思想文明的学习和探索中，他又洞见了“现代性的悖论”，以其自身敏锐的时代感和对社会深刻的思考，或以包含乃至超越了盛行于时的线性时间观。诚然，完成状态下的鲁迅时间观是极为复杂的，本文不作深入探讨。一方面，鲁迅身处“五四”时代语境，不可能脱离文化大转型期的共同认知；另一方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文学创作追求［2］526，使得鲁迅无法完全脱离这一时间观。由此，进化的线性时间观成了鲁迅在《阿Q正传》《祝福》《故乡》等小说中审视底层民众愚昧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阿Q正传》的解读中，大都侧重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农民的愚昧层面。如果从时间视角看阿Q，文中的时间话语却另有一番大意味。在第二章《优胜记略》中，当与别人起口角时，阿Q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当赵太爷钱太爷因为是文童的爹爹而受民众的尊敬时，“而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拜，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在“先前”和“儿子”所代表的过去与未来下，阿Q想到的只是“阔的多啦”。在去法场的路上，阿Q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的竟是“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有研究者将其解读为“通过逃避到‘过去’和‘将来’的时间中，‘现在’时间的焦虑和主体的反抗意识就自然隐退了”［3］30，这种解读固然不错。但是，因为鲁迅“精神界战士”身份的影响，增添了批判色彩却也丢失了探寻阿Q形象丰富内涵的可能，特别是阿Q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时间观——中国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死循环的循环往复时间观。阿Q的“先前”和“儿子”并没有包含一个发展性的指向，过了二十年，阿Q还是阿Q，鲁迅正是站在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上对传统的时间观念进行批判。 “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在过去—当下—将来三维时间里，抱着“为今立计”之目的，在对“既往”的考察寻求中，才能“相度方来”。“为今立计”这一着力点的确立，鲁迅则将他的思考和探索固定在“当下”生存之中。在《祝福》中，“既往”是“有一年的冬初”、“第二年的新正”、“有一年的秋季”，这些时间都没有确切的时间刻度，过去了的三个时间节点被刻意模糊，代之的是祥林嫂对“既往”不正确地稽求。祥林嫂在遇见作为新党的“我”时，问的是“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祥林嫂有着不幸的过去，但她并没有在这不幸的过去中探索如何存活于当下，而是在沉于过去之不幸和耽于将来之虚幻中死亡。视祥林嫂的死为鲁四老爷、柳妈和“我”的谋杀，固然不误，但是祥林嫂对“当下”的不关切何尝不是一种自杀？ 鲁迅在《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作品中，一方面猛烈抨击着“吃人”社会；另一方面鲁迅又将阿Q、闰土、祥林嫂置于“旧”社会之中，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同谋者，阿Q的循环往复时间观、闰土的“无时间”和祥林嫂对“当下”的不关切，本就是“旧”的部分。在“新”与“旧”的对比下和对社会与个人的双重批判中，鲁迅达到了文化批判的新高度。 二、萧红：空间场域里的生命观照 在中国现代文学国民性批判话语里，生命，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识并未得到知识分子的足够重视。阿Q、祥林嫂们生活潦倒、死亡袭来，但鲁迅的批判眼光还是着力在“吃人”的文化和民众灵魂的麻木层面上。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显示本应该是一种激动人心、绚烂激昂的过程，但是萧红在《生死场》中，通过空间的设定，以作者自身对生命的强烈体认，揭示了民众生命意识的淡薄。《生死场》一文时间线索模糊不清，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代之的是俯拾即是的场面描写，空间感极强。而且，很多章节的小标题也直接以空间命名，如“麦场”、“菜圃”等。正是在“生死场”中，“生”与“死”被固定于场域的两端，介乎于“生”、“死”之间的生命得到了确认与放大。“空间形式小说的作者往往都能在知觉形式上把自己的作品凝缩为一个瞬间的感觉。这个瞬间——在一闪念的延续中，把握、隔离、凝结了在其他情况下所不能理解的纯粹的时间——其实就是空间”。借助于“生死之场”，萧红展示了生命的轻贱。 萧红通过对生命的强烈体认，表达了对底层民众只有“生”与“死”，人非“人”，生命的价值甚至连一颗麦粒、一株茅草都不如的悲哀。 自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始，鲁迅一直致力于对社会精神层面的批判。国民性批判是鲁迅竖起的一面大旗，他以笔为矛，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吃人”势力和根植于中国国民身上的种种劣根性，旨在达到他“启蒙、立人、救国”之目的。萧红无疑是鲁迅批判精神最坚定的继承者，“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这一创作态度，实现了鲁迅与萧红国民性批判的思想的交相辉映。 如果说鲁迅是站在时代的高处，在时间的前沿上，与“旧”一刀两断，在“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之中，对旧中国的文化乃至在这种“吃人”文化下衍生出的国民性进行着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那么，萧红则是淡化时间、营造空间，将历时的生活进行共时化地概括，“生死场”就是封闭、落后的整个中国的象征。国民在其中只是麻木地顺从着生、死循环，从没留心过从生至死的过程。萧红通过自身的生命体认，叩问国民生命的麻木和粗鄙。鲁迅和萧红，分别从文化批判与生命观照的角度，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表达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与批判。 【参考文献】 ［1］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M］.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鲁迅.鲁迅全集（4）［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吴翔宇.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M］.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42ba4ff0540be1e650e52ea551810a6f424c8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