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童年未别，成年未至 作者：成颢 来源：《江苏教育·心理健康》2018年第11期 【关键词】青春期;客体关系;干预 【中图分类号】G448 【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88-0071-02 【作者简介】成颢，南京邮电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南京，210023）专职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 青春期的内分泌的剧变、纷繁错综的性心理特征、认知水平的迅猛发展和极不稳定的自尊等，都使青春期的心理特征变得异常复杂。此外，早期依恋、俄狄浦斯冲突以及超我发展等问题，注定会与青春期的身份冲突相互纠缠，令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变得更为严峻，给咨询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无独有偶，本期的案例的咨询者都处于青春期，但究其本质，他们可能都遭遇了青春期的独特困境。 一、早期客体关系的复活 翔翔处于青春期早期，爷爷奶奶是其主要抚养者，父母在周末才能与他团聚，而他收到的见面礼则是父母带回的各种零食。在这里，零食充当了多重的角色：它象征着父母来来去去的客体意象和客体之爱，将零食吞入腹中，就在象征层面实现了对客体的欲望、控制和攻击，同时也拥有并失去（消解）了客体之爱。他以发胖的身体向父母展示了自己对父母之爱的渴望，同时，也以这种“不健康”的方式向父母发动了攻击，零食似乎成为过渡性客体（在分离个体化的进程之中，过渡性客体的作用至关重要）。由此，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他无节制的饮食和不断发胖的身体了。咨询师竭尽所能地建立治疗联盟，有效地收集到了关键的背景资料，同时也敏锐地觉察到，分离将会是来访者的重要议题，并对此做出了有意识的准备，这是至关重要的。 二、逡巡于家庭与世界之间 小坚来自重组家庭，父亲长期远离家庭，母亲则围着他转，他似乎取代了父亲的部分角色，成为母亲的陪伴者。作为母婴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父亲本应肩负让孩子与母亲顺利分离的重大责任，但由于父亲长期缺席，使得小坚被迫沉陷在二元关系之中难以自拔。难能可贵的是，咨询师意识到，来访者在暴躁、沉迷游戏（远离母亲）和辍学在家（依赖母亲）之间恰好构成了冲突，而这正是青春期的典型冲突。显然，不良的二元关系加剧了这种冲突，这可能导致小坚采取了自我破坏的存在方式，这样与母亲既可以保持密切的联结，又可以保持着一些距离，同时又对自己的分离行为施以严厉的惩罚，以消除强烈的内疚。来访者对二元关系存在极为矛盾的心理，极有可能出现强烈的移情（对控制和淹没性母亲的愤怒转移至咨询情境）。同时，来访者又显得很被动，也许会以假性好转为移情的表现，导致咨访关系过早结束（而这本身便是一种强烈的攻击）。咨询师仔细收集了信息，对来访者的反应观察入微，也能够与小坚持续地开展工作，可见咨访关系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不过，咨询师若能根据自己对来访者青春期心理的理解，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也许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我是谁”的焦虑 高三的小A成绩进步明显，但他质疑自己的能力，他似乎在不断发问：“考出好成绩的那个人是我吗？不会做题目的那个人是我吗？”看似是对自己学习能力的强烈不自信，本质上却是无法整合的自我同一性。在学习层面爆发的强烈质疑，有效防御了他对自己发出更深的质疑：“我到底是谁？”这显然会触发更严重的焦虑。而小A的迷思，其实是全人类的迷思。 斯坦利·霍尔是威廉·詹姆斯的得意门生，年纪轻轻便成为詹姆斯的有力竞争者。他创办了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心理学杂志》，并于1888年担任克拉克大学校长。不料，芝加哥大学在洛克菲勒的资助之下迅速崛起，如日中天的霍尔竟沦为孤家寡人，并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1904年，霍尔出版《青春期：它的心理学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以及教育的关系》这部巨著，使他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当时，埃里克·埃里克森刚满两岁，他的母亲在遭到抛弃之后正准备改嫁。成年之后，埃里克森总是心怀强烈的无归属感，如同流浪汉一般在欧洲游荡。1968年，这个著名的“流浪儿”出版《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建立了划时代的同一性理论。青年霍尔似乎即将超越詹姆斯，却又因故陷入自我怀疑;青年埃里克森才智惊人，却选择在欧洲浪迹天涯。最终，两人均对青春期的心理产生了持久的兴趣。而他们自身的经历也恰好呼应了青春期的诸多主题：由于多种原因，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寻找并整合着自身的身份。在旷日持久的迷思中，这两位心理学家从自身的青春期困境（或许还包含着更为久远的冲突）突围，由此深刻地理解了自己和人类的青春期。 让我们从心理学史的悠远记忆再度回到小A的案例。通过巧妙的提问技术，咨询师以近乎“隐身”的方式帮助小A用新的视角重新看待自己，了解自身的力量和资源。咨询师既没有提出建议，也没有予以指导，而是提供了充分的自我探索空间，这正是青少年所需要的。不过，需要提及的是，如果咨询师能够潜心收集更多的成长资料，密切关注咨访关系的发展变化，也许我们能更为清晰地明白究竟是什么夺走了小A的身份，进而在更大的层面上整合他的同一性。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都是学业问题，我们能否仅针对这个焦点开展工作，而不必去在意他们身处青春期呢？毕竟，根据案例报告的内容，咨询师们采用认知行为的策略，通过改善来访的病理性思维和行为，似乎的确使这些青少年获得了疗愈，得以重回生活正轨。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另外一个问题予以答复：抑郁情绪分别发生在少年、青年和老年人身上，我们能否不关注他们身处的人生阶段，而直接处理其抑郁情绪呢？任何个体出现的所谓的心理问题，如果脱离其遗传特点、文化背景、成长环境、养育模式、人生阶段和生活应激去探讨和理解，鲜活的个体终会被简化为“问题”。 也許还有人会问，咨询师似乎并未结合青春期心理的复杂性来概念化和处理问题，但来访者都出现了好转，这隐秘的疗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大量研究表明，其实很多心理咨询师都不大清楚自己究竟是如何帮助到了来访者，关于这一点的研究也尚存较多争议。也许咨询师稳定的“在场”和持续的“关注”使翔翔得以获得稳固的客体意象和客体之爱，也许小坚和咨询师的关系恰好帮助他从母亲那淹没性的关注和管控之中得到一点喘息的空间，不必再用自我破坏的方式表达愤怒，但这两者绝无可能在短期内即可奏效，咨询师需要通过适时的回访予以继续关注。也许小A是在咨询师的资源取向提问中获取了一些自我效能感，而这对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不应成为治疗的尾声。 任何技术的使用都需要在个案概念化的基础之上进行，这样的咨询才是系统和多元的，才是真正人性化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b3a9c204731b90d6c85ec3a87c24028915f85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