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活着》中的现实主义 (一）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以表现社会人为目标, 社会人通常是具体的, 个性化的, 甚至可以说是职业化的, 因为职业是社会人的明显社会标志,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很强调对人物的描写要反映出人的职业性质。”【1】显然, 写人的一生, 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常见思维模式。莫泊桑的《一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德莱塞的《珍妮姑娘》、《嘉丽妹妹》都堪称现实主义写人生的典范之作。《活着》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 以明确的人物身份为核心写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命运, 这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一部单纯的现实主义小说。然而, 如果我们仅仅将它视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我们就必须努力开掘小说的现实批判性, 特别是小说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现实的批判。这很容易将《活着》与“文革”后的反思小说等同起来。然而, 如果我们尊重作者对作品的解释, 就可以发现, 作者从未提及《活着》的这种现实批判性。虽然有人可以认为这是作者的策略:只呈现事实, 不表达观点。但是,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故事发展中，作者反复强调的人对苦难的承受, 人的乐观的态度。这就是说, 作者自认为《活着》这部作品的重心不在强调苦难的现实原因, 而在表现苦难情境中的人的人性。这一点可以从作者自速的写作意图中显现。1993年, 他在《活着》的中文版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 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 家人都先他而去, 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 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 对世界的乐观态度。【2】2000年,余华在英文版序言中再次说: 一首美国的民歌, 寥寥数行的表达, 成长了福贵动荡和苦难的一生, 也是平静和快乐的一生。【3】 可见在作者眼里,苦难 是超越了政治、民族、文化的局限的, 也即是一种恒在的苦难, 是人无法逃避的苦难, 是与生俱来的苦难。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能使《活着》的苦难主题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 传统现实主义也写苦难, 但这种苦难往往是有具有原因的, 是社会造就的, 如雨果曾有过的名言: 男人堕落成窃贼, 女人堕落为妓女, 都是社会造成的。然而, 余华这里也写苦难, 但他力图摒弃苦难的社会现实原因, 他写的是苦难的宿命。更进一步, 余华写的不仅是苦难的宿命, 更是人对这种宿命式苦难的承受以及态度。 那么《活着》中的表现的承受态度是怎样的? 这要从故事中理解。 （二）以坚忍的态度承担宿命式的苦难 《活着》讲述的是福贵的人生故事。以时代划分, 福贵的故事可分为民国时代的福贵故事和共和国时代的福贵故事; 以福贵的内心欲望划分, 则可以分为作为绔子弟的福贵的故事和作为坚忍的父亲的福贵的故事。 无疑, 死亡和灾难是小说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活着》以短短十来万字的篇幅, 写了福贵父、母、子、女、妻、婿、孙七个人的非正常死亡。而在福贵家庭之外, 小说还写到了赌徒龙二、县长春生等一批人物的非正常死亡。可以说, 小说的故事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连缀而成的。福贵一家, 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孙子苦根之死都在共和国时代, 特别是有庆之死直接因为县长太太需要输血抢救, 这个情节自然强化了小说的现实批判功能。而现实主义更倾向于写人的死亡的必然性而非偶然性。然而, 如果我们的阅读不那么粗疏,我们就会发现, 社会批判显然不是作者的本意。因为, 认真追究, 福贵父亲实际上死于福贵的赌博嗜好, 而福贵这一嗜好显然又来自其父本人的遗传, 于是, 福贵父亲在一定程度上是死于自己的赌徒基因。同样, 福贵母亲死于疾病, 福贵妻子家珍死于软骨病、福贵女儿凤霞民国时代因为发烧而成为聋哑人,“文革”时代死于产后大出血, 这一系列死亡固然有时代贫困、科学不发达的原因, 但本质上说, 疾病主要还是一种天灾, 不能过多归咎于人祸。当这时我们注意到这位县长恰恰是当年与福贵在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九死一生的春生。这个事实实际上使有庆之死不单纯是一个社会事件, 同时蒙上了宿命的阴影。总之，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欲, 都不能改变福贵命定的苦难。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bc79405be64783e0912a21614791711cc7979c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