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学的走向探寻——基于中英高等教育教学体制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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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学的走向探寻——基于中英高等教育教学体制的比较研究

作者:翁楚倩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5年第14



翁楚倩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近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以下问题:主要是对个别比教育研究停留在介绍层面,未能辩证看待国外理论,研究方法上普遍重“思辨”轻实证,研究对象较片面等。面对这些研究现状,未来的比较教育研究需要朝着多元文化与教育相融合,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多样化学科与研究方法相完善,全球化视野下的开放与综合相统一的方向迈进,才能成为教育科学发展的新动力。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中英高等教育;现状剖析;走向探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4-0198-02

作者简介:翁楚倩(1991-),女,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比较高等教育学。

一、引言

201392日,《泰晤士报》公布该报评出的2013年世界大学排行榜,英国有3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强,31所大学进入200强,仅次于美国,位居团体第2。北京大学位列第45名,清华大学位列第50名,这是我国进入世界200强仅有的两所高校。通过这些排名,引发了笔者对比较中英两国高等教育教学体制的兴趣。搜索相关研究,发现当前中英两国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组织管理、教育实习等方面有着很大差异。然而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折射出比较教育学在发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能力上明显不足。如何搞好该学科建设,使其真正能够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者的必答题。

二、比较教育学的现状剖析

通过中英高校教育教学体制的比较,以小见大地分析当前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待提高之处。主要有:

第一,对国外的比较教育停留在介绍层面。比较教育学是因为“研究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发展”而出现在教育学科这个庞大的学科“族群”中。“关注国际教育发展,借鉴他教育经验”为核心的知识领域,建立起它在教育学科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然而当前很多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停留在介绍层面,单纯的现象描述居多,缺少文化层面的深刻分析,而且借鉴的国外经验,针对性不强,“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优势凸现出来。例如谈中英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多数学者都会把英国概况、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一番,再说对我国宏观层面的启示,多是泛泛而谈,使这类文章参考价值甚微。

第二,未能辩证看待国外理论。对外国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的警惕性,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要给予充分的反省。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很多研究者把建立在西方土壤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把用西方理论视角引入论文中的研究视为创新,不免有牵强附会之


嫌。试问不研究扎根于中国土壤的文化,怎么可能做出“接中国地气”的好文章来?因此,对中国当前国情的准确把握,是搞好教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外国教育也存在问题,它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圆”。就英国高等教育而言,它的质量世界闻名,可是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201012月,英国政府五次上调学费,加之政府对高校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校外捐赠较少,导致高校建设资金短缺,引起社会动乱。再如,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著名高等学府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的学生只有9%,亟待解决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可见辉煌的成就下也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因此我们在面对外国教育理论与经验时,必须辩证分析,使其在中国土壤里完成“意义转换”。

第三,研究方法上普遍重“思辨”轻实证。研究方法既是一种知识的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则(行为方式),还是一门学科的关键支点。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并非只是把两国的教育现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描述,绝不仅限于“形式”上的比较,而是要做因素分析,并在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得出教育规律的新研究。然而纵观中英两国比较高等教育的文章,发现国内比较教育学者多从文献、官方数据中获取国外的教育信息,空想型的思辨文章大量涌现,鲜有植根于国外的教育土地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出现。众所周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写出来的文章自然缺乏文化内涵。

第四,研究对象较片面。一般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因此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中心的借鉴垄断局面,使得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对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本研究在考察中英比较教育研究的同时,也关注其他国家。例如,我国对亚洲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关注较少;对非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所,其他大学几乎没有该项目的涉猎;在拉丁美洲的教育研究上,也多是对巴西进行研究,对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研究较少。由此可见,我国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较为片面的,未能构建成一个以高校、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来保证该学科的多方面可持续发展。

三、比较教育学去向何方

教育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文化”都是所有探索与讨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批判吸收外国理论,形成比较教育学特有的研究范式,提高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成熟度,是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为此,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着重从以下方面提升:

1.多元文化与教育相融合。多元文化既可以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历史观、一种教育思想,其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化在思维方面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教育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比较教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现象。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与社会的教育差异。从长远的发展来看,需要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与外国的教育理念有效融合。

2.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尚未成熟之时,多采用翻译、引进等介绍性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中过分依赖外来理论而忽视本民族和文化的研究,这是当今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源之一。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曾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味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制度的做法,将其比成“拉东洋车”,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不能把英美发达国家的教育教学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本土化才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然的价值追求。在今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应把国际化和


本土化联系起来,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其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多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少一些“拿来主义”,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

3.多样化学科与研究方法相完善。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学主动借鉴、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描述研究法、统计研究法、因素分析法、历史研究法、阶段分析法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还积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语言学、数学等多样化学科来完善自身的学科建设。可喜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已将更多的社会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之中,给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然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学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范式,整个比较教育学都充斥着西方化的术语。还应看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相对滞后,更多是形而上的、思辨型的,因而远没有形成比较教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基本的学术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和发展潜力。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比较教育学必须加强自身的理论架构,最重要的是彰显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独特地位,提供具有概括力、解释力和生成力的方法论体系。

4.全球化视野下的开放与综合相统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应该站到更高的层次去反观教育学自身,造就其开放性品质。开放性讲究四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输入”即“引进来”的策略,将外国的民族、文化、教育引进本国,以作参考,目的在于反思、理解、认识和改造本国的教育。如聘请国外专家、科研人员到我国讲学,参加学术会议,把国外先进的理念带到我国。第二重境界是“输出”即“走出去”的策略,将本国的民族、文化、教育绍给外国,使中国走向世界,以确立本国在世界教育大家族中的地位,扩大对世界教育事业的影响力。当前国内的教育杂志多关注国外的教育研究动向,却忽视了我国教育科研成果的对外传播。教育文化的传播具有双向性,若只强调单方面,就会失去平衡,不利于学术的平等交流与合作。因此需组建专门的学术团队对外介绍我国的教育发展状况,促进我国在教育科研上的平等对话与交流。第三重境界是“重合”,推动教育事业的全球化运动,增进彼此的了解,促进本国教育与外国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其中加强高校间的国际合作,扩大跨国人才的培养比例是一个重要环节。第四重境界是“创新”,也就是在新的条件和水平下的自我更新,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比较教育学需要注入创新的血液,无论是从方法还是眼界,都需要有专属于自己的东西。

作为一门常有“舶来品”的学科,如何加强对西方教育思想本意的深刻把握、对其正确性的批判思考、对其在中国实行的可行性研究、对其研究对象的全局性把握等,有待于在跨文化研究中得以更深一层次地挖掘与探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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