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六七十年代广州出口画——记画家的外销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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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六七十年代广州出口画——记画家的外销画生涯 作者：暂无 来源：《收藏/拍卖》 2015年第9期 文/图：吴泰 历史场景通常有三种;光明的、黑暗的、平淡的。黑暗的过去很难使人回味；这一辈人里头，文艺界的苦闷年代可以说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辈文艺界大多不想再提起那段历史。 活在不寻常的日子 我生于1962 年，家父吴灏（1930---），别字子玉，祖上业医，自幼酷爱书画，曾拜赵少昂为师；考入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师从校长丁衍庸学习西洋画；1954年拜上海谢稚柳先生为师，受益良多；1962 年经中山大学古文字学者商承祚引荐，进入广东省博物馆工作，负责复制，鉴定，修补等；工作不足半年，适逢全国掀起大精简运动，省博物馆要精简人员过半，单位员工天天在科室争吵，父工龄不足，于是自动请辞，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个体户。 在那不事生产的年代，靠画画维持生计谈何容易？要么在事业单位写政治宣传画（油画及水粉），要么就要为国创汇，写出口画。当时没有单位的画家被称为闲散人员，广州没单位的画家有十来人，记得有：卢子枢、李国华、陈子毅、麦汉永、孙锦、沈厚韶，还有我父亲等。这些“闲散劳动力”，写出口画是他们的唯一的选择。后来商承祚教授跟父亲说：“你画这个（出口画）会写坏手势的。”然而，父亲为了生活，别无选择，也是没办法的事。 画出口画这行当于50 年代末就已有了。1966 年“文革”，1967 年武斗，这段时间被中断了，不单这一行，全国的生产建设也停顿下来；到1969 年政治倾向极左，再到1973 年的“批林批孔”、1974 年的“批周公”，在这近十年的世界里，知识分子很多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没工作、没工资，不允许搞私帮，还要受街道居委会、革委会的监管。 那时，广州有两家从事工艺画出口的外贸公司，一家是成立于1958 年的“黄埔外轮供应公司”（黄埔海员俱乐部及沙面门市部），另一家则是成立于1956年的“广东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办事处在大德路和人民南路）。父亲通过外轮公司的业务员（黄埔外轮供应公司的业务员叫麦广礼）取得订单，每月计件交货。“文革”前，父亲接订单的数量是没有上限的，能者多得。他交货( 出口画）后，出口公司当面给他工钱，遇上旺季还得赶货。 父亲曾画过无数的出口商品画，竹帘、竹碟，胶杯，山水花鸟，狮虎走兽，从2 分钱画到4 块钱不等。在我的记忆中，他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月画400 张画，那时他还年轻，累不倒，可上年纪的卢子枢就不行了，画400 张竹帘画，累得半死，结果大病一场，时间是在1963 年左右。 从1963 年到1973 年，是我父亲绘画生涯中最惨淡的年代。上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中国正处于社会政治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我当时年纪幼小，现在回忆起那番日子，记忆显得有些模糊，只知家里境遇不甚好，很苦闷。父亲终日忙乎，没空理会孩子的功课；母亲是岭南派画家黄少强的小女儿，未受过苦，也看不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挨不惯穷，恰好又遇上她的肺痨大发作，那滋味更不好受。前些天，我与兄长吴裘论及此事时，才知悉当中更多的细节。俗语说：“孩子没娘，说来话长”。关于父亲的这段坎坷往事，还需从头道来。 像虎亦如猫 自1968 年“文革”后要走集体化道路，“单干”的不能与出口公司在经济上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一律拨归街道管理。出口公司不能直接发工资给个人，要先通过街道服务站；以我父为例，要向服务站交管理费才能收取酬劳。起初，父亲只需做60 元钱的额度，后来竟要做到84 元钱，因为他还得另缴20 块钱的费用给街道服务站，最后到他手里才是60 元，而超出的部分还要倒扣。 父亲每个月最多能画21 张，每张4 元钱（出口公司一张卖16 元钱），刚好母亲也能画（上颜色），又多算一个份额，加起来可以做到120 元。我母亲是在1970 年去世的，她去世后，我父亲只能做回60 元。1973 年44 岁，他决定转行在家教学生，从此不画出口画。屈指一算他干这一行也足有十年。 出口画的类型杂而多，除了有国画、竹帘画，还有出口公司发外加工的如竹碟、胶杯画等。竹帘画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要拿白板竹帘回来加工，扫一过白矾水，再在上面按国画的形式画，题材丰富，如山水、花鸟、走兽、人物等。1963 年至1966年期间，每张画的来料加工费价格分成5 角、8 角、1 元、1.5 元不等。由于国画的幅面一般不大，约在40cmx70cm，以山水、花鸟及走兽等题材居多。不过，画这类题材存在相当的局限性，既取决于买主（海外海员）的趣味，同时也受政府的严格监控。 关于山水题材的出口画，画家一直都有在画。当时，来广州的日本海员最喜欢水墨山水，因为他们崇尚禅意，容不得半点色彩。在日本的农村家庭里，家家户户都有设一座神庵的习惯，都喜欢在神庵内挂一幅山水画。可以说，日本农村的传统习俗根深蒂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故在出口画里以日本海员购买者最多。古代日本的汉画也多抄袭自明朝的浙派山水画（浙派基本上是学南宋的马远和夏珪，属北派山水），我家父那时亦写这一路，因此他这路数也迎合了日本海员的喜好。 当时的这种“行画”，业务员是根据客人需求而下订单的。例如，老虎、苍鹰受欢迎就叫画家们写个样板来，认可了再指定每项写多少张。如此下来，画家之间开始相互竞争，容易写的大家抢着做，难写的就成了“猪骨头”，得练好十八般武艺才行。一个画家本来就无可能样样皆精，样样都会写的。 在这些画家中，有一位名叫沈厚韶的（沈仲强的大女儿）女词人，早年曾跟朱庸斋先生学词，擅画山水和花卉题材。据说，她有好几次都遇上棘手的难题，几次交货屡屡被退回。一次，她拿着一批“老虎”找我父亲帮忙修改，我偷偷前去窥看一眼，顿时心想：天啊，这哪里像只老虎，嘴尖尖的，俨然是只果子狸嘛！ 幸好，父亲在读省艺专时学过西洋画，写生本领不差，画什么像什么。当时，他常常去动物公园写生，鹰可以随便写到，但老虎是白天睡觉，晚上才出来活动。白天不动的老虎，只能画细部，因为它老是无精打采的，不是踱步就是睡觉，要写一个好的姿势实在太难。他便想起猫，反正老虎和猫同属猫科类动物，当年家家都养猫，要观察猫的姿势容易得很。于是，他就按猫的姿势画虎。几年下来，他什么姿势的老虎都画过，画风又很受日本海员欢迎，写一张卖一张，直到1971 年9 月林彪出事后，上头规定不准画老虎，理由是：“彪”为小虎，以此而忌讳。 批“黑画” 不料，1974 年江青发起“批黑画”运动（其实早在1968 年前后，政府已经干涉美术类题材，尤其规定不得画水墨山水），受海员欢迎的水墨山水被禁画，被说成是画黑山黑水，污蔑了伟大祖国形象，故不能画。至于画花鸟，两只鸟儿蹲在一块，被说成是“ 谈情说爱”的资产阶级思想，又不能画。画走兽，日本海员喜欢鹰和老虎，特别是老虎最畅销。现在还能找到陈子毅、李国华（李劲堃之父）画虎及鹰的图片，陈子毅本来只画花鸟，这回也没办法，勉强也画老虎和鹰。 “文革”期间批“封、资、修”，以致外销画无以为继。畅销的题材不能画，只能画革命圣地，导致卖不出去，出口公司始终是个营利单位，不是善堂，没有销路的东西是不会买的。后来，出口公司只能向我父亲发外加工一些工艺品，像“竹碟”、“塑胶杯”这类的活。“竹碟”是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发外加工的，到西朗竹碟厂拿货回来画，大概1 到1.5 角画一只，用药水在白板竹碟上画画，完了以后涂光油，成为一种工艺摆设。父亲画了几个月就停了，接着继续画“塑料杯”。“塑料杯”亦是如此，用特制药水来画（还是反色的，即上红色不是红色而是黄色）。 母亲去世前一年（1969 年），父亲再无其他画可画，只好画胶杯，2 分钱一只，他拿了两箱回来，堆得满屋都是。人真要到这种境地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贫病交迫。母亲的肺痨病越发严重，直至肺空洞。她向来悲观，见此情此景，不禁悲从中来，泪如泉涌，最终愤世自尽。然而，世事如棋，谁能预料到，她走了一星期后，黄埔外轮公司居然重新准许画家作画，下订单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段时期的“ 行画”与后来行画有很大的区别，改革开放后的“行画”，是按以前香港“行画”的运作方式来营运的，以油画居多，多是卖给中东石油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然后挂在他们酒店的客房内作装饰用。广东的外销油画，主要临摹自西方古典油画，一个样板写数十张，每幅从40 元到60 元不等。“文革”期间的出口画，其客户一般是外国海员买来挂在家中装饰，纯粹属个人喜好。出口公司的选购准则是按照画家的习作为依据，择优选取，并以此作为样板，再进行批量制作。可见，它与后来的行货油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 上述部分内容根据吴裘口述整理） 2015-08-15 广州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20e4f293386bceb19e8b8f67c1cfad6185fe99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