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四学士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作品内容多写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 苏门四学士之黄庭坚 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黄庭坚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苏轼相比，因为他的诗虽能屏除陈言滥调，形成一种以生新瘦硬为其特征的风格，但仍无法掩盖他生活内容的空虚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 苏门四学士之秦观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 苏门四学士之晁补之 晁补之属豪放词家，师承苏轼，只是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实际上，晁补之全部词章中，伤春惜别、相思忆旧之传统题材的作品仍占约半数之多，并颇具清新蕴藉韵味与柔丽绵邈情调，合乎词的当行本色。如他的《引驾行·梅精琼绽》一词，起首说春光满园，人却独自落泪，中间略事点染，歇拍便 1 揭示出“忆年时，把罗袂”的缘由：全在旧情难忘啊！过片转过笔意呼应，只写了恋人留在印象最深处的一个细微动作，则她的风采便跃然可见。那艳红的樱桃仿佛一根基线，将今春与去春连缀起来，韵华依然，芳姿历历能迹，人竟一去无音讯，当时的离别实出无奈，但此情有谁知，又堪向谁人道呢！全词用铺叙手法，章法缜密不懈，不作大幅度跨跃摇曳，率拙间饶见浑厚气，表现出作为驾驭长调的能力，得益于柳永处实多。 苏门四学士之张耒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颠沛流离，后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对劳苦百姓的关心也颇切，如在《劳歌》一诗中对那些“筋骸长彀”、“半衲遮背”的“负重民”以怜悯；在《和晁应之悯农》一诗中对那些“夜为盗贼朝受刑”的“南山壮儿”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为其“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悯农意识，才使他在政治观点上追随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在实践中则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这与司马光等人纯粹的因循守旧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与此同时，面对辽、夏对北宋的侵凌，他也积极主张开边御敌，建立奇功。他的《少年行》、《昭陵六马》、《听客话澶渊事》等无不洋溢着一股勃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曾门四学士 曾门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声誉的大清帝国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幕府。曾府可谓人才济济。它囊括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著名人才。其中包括著名的数学界泰斗——李善兰，化学家徐寿、华衡芳，中国留学美国第一人——容闳，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中国驻英、法、比、意大使——薛福成，中国驻美大使——陈兰彬，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李鸿章，文学名士——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等。他们为曾国藩督办粮台、参赞军机、草拟奏章、带兵打仗等。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作出了很大努力，其中以薛福成、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最为出名，成就最大，所以他们四个被成为——曾门四学士。 建安七子 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3232ed4b14e852458fb57f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