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隐士的处世态度 作者：耿玉礓 隐士是汉代社会特别是中后期重要的阶层之一,本文试图从汉代隐士的处世态度中来了解两汉时期的隐士阶层。 隐士一直都是中国上重要的社会阶层,自范晔《后汉书》以降,历代正史中多有《逸民》、《隐逸》之类传。 所谓隐士,一般是指那些具有文化修养但却不肯入仕的人物。这些士人为何不愿入仕,有其不同的原因与背景。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肯入仕的士人,他们在实际上并无建树,但相较于那些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事业的人,他们在历史所享有的声名似乎并不逊色。从隐士的社会活动来看,在古代社会隐士所留下的行迹或许隐晦不明,但其在历史上所具有的影响与意义则颇堪注意。可以说“隐”是相应于某些特定的政治社会基盘上所产生的人物。而隐者之所以不愿入仕,又必有其思想上的动机。因此,从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应该是了解隐士的较佳途径。本文主要是从思想的角度来了解两汉时期的隐士阶层。 汉初,一条基本国策是采用“无为”的治术,清净无为,与民休息。这种国策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汉高帝十一年冬,刘邦曾经布告天下,其中心思想是说:“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反映了汉初统治者对士这个阶层的重视与诱惑。这重视与诱惑加上无为的治术,便是一个无形的力量,吸引着士人参与西汉政权中来,这是汉初隐士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汉时期,士人社会参与意识强,涌现出一批功利思想浓重的人物,也就是“有大志者”。“世平主圣,俊艾将自至”,是令人注意的一种社会现象。据记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热衷于功名利禄,建功立业,几乎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应该说,这也是促成西汉时期隐士少的另一个原因。 西汉隐士,史载不多,从上述分析看,实际人数估计也不会多。东汉肃宗时有何隐士粱鸿,“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这是迄今知道的较为具体的数字。 四皓,即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秦末避乱,入商山(陕西商县境),时称“商山四皓”。汉初,刘邦敦聘不至,但与刘汉政权若即若离的政治态度还是明确的。陕西郑子真,四川的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请子真,子真遂不屈而终。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他的道德文章,不但受到杨雄的称赞,而且,也受到蜀人的爱敬。 以上是西汉比较有代表性的隐士,班固认为:“自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占之逸民也”。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时期隐士处世的一般态度。 王莽篡汉后,“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从维护传统的正统思想出发,不事二姓,尤其是新莽篡汉,名不正,言不顺,千夫所指,士人旨当其冲。这里可能有身家利益的考虑而远害避祸,所谓的“违患之远也”,但这不是主要的。新莽篡汉是两汉之际的特殊政治现象,从这特殊的政治事件之中,说明了隐士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原则。 从东汉开始,正史文献中没立了《逸民传》,说明隐士作为社会一个重要阶层而为史家所重视。“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光武帝求贤若渴,非常动人。两汉之际有个叫周党的,新莽篡位,“托疾杜门”,守节不仕。及光武即位引见,他“伏而不谒,自陈愿守志,帝乃许焉。”不料,博士范升奏毁周党,“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认为他是“私窃虚名,夸上求富,皆大不敬。”光武将其奏疏以示公卿,并下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后来周党隐居黾池,着书上下篇而终。与周党类似的还布一位王霸,少有清节。王莽篡位他弃冠带,绝交宦。光武即位后,征聘他为尚书,他“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后来,他隐居守志,茅屋蓬户,屡征不至。周党和王霸不卑不亢,坚持大节,淡泊名利,不媚不畏,个性很强。而光武帝又是胸怀大度,爱才惜才,思贤若渴,很有古帝王气象,客观上为隐士们提供一个宽松容忍的政治环境。这是隐士的最佳机遇,是隐士们有所不为而有所为的时期。这一点从严光身上更能看出来。《后汉书?逸民传》载: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与刘秀同游学,光武即位后,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帝思其贤,多次遣使重聘而后至。司徒侯霸(字君房)与严光是旧交,他派候子道给严光送封信,“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抢膝发书读讫,问子道曰:‘君房素痴,今为三公(侯霸官至尚书令),宁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来何言’?子道传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语也?天子征我三乃来。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子道求报。光曰:‘我手不能书’。乃口授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光武当天即亲临严光住处。“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竞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光武帝又请严光进官,二人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因其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由此可见,严光的处世态度,在隐士阶层中很有代表性。不怕权势的逼迫,抵制富贵的诱惑,坦然接受贫贱的折腾,这是隐士在处世态度最基本的方面。 [参考文献] 《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汉书王褒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汉书逸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汉书王巩两龚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377b010de80d4d8d15a4f3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