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控机构与角色表演 在戈夫曼看来，任何自我都是被限定的(confined self)，社会制度和机构(social institutions)既是行动者互动的产物，又是其条件。社会制度和机构处于角色互动网络之中，在互动过程中呈现出动态的生命力，既对互动进行监控又为互动提供方便。为了说明自我与社会制度的互动，戈夫曼特别考察了所谓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s)对角色表演的影响。他想说明，即使处于强制性的限制机构中，在面临自我的原本形象受到无情扼杀(mortify)的情况下，自我仍然会利用种种有利的角色表演途径，利用制度和机构所容许的各种条件，尽可能表现自我的要求和利益。 戈夫曼关于全控机构的观点主要包含在他的《精神病院》这本书中。他对全控机构的界定是与其它类型的组织机构相对照的。 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社会学对于组织的分类方式，按照其独特的角度将以往看起来毫无共同之处的组织群体划归一类，如：精神病院、监狱、长期海上航行中的轮船、集中营、军队、宗教组织等。正像Becker指出的，我们可能反对军事主义，但不会把军营看作集中营，我们可能同情宗教组织，但不会把修道院看成是监狱 ，而戈夫曼正是在这些组织中看到共同之处，并将之划为一类：每一个机构都会占有其成员的一部分时间和兴趣，但有一些机构对于其成员的包含程度比远大于其它机构。它们所指的包含是以阻碍其成员与外部交流或者使成员与外部世界分离为特征的，这种阻碍或分离主要是通过一些物质上的屏障来达到的，如紧锁的大门、高墙、带刺的金属线、悬崖、水潭、森林、沼泽等。 戈夫曼主要是参照圣伊莉莎白医院来分析他所提出的全控机构。他认为，全控机构主要两种不同的人组成：居民(inmates)和工作人员。这是地位和角色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们之间是被控制者与控制者的关系，有产生相互冲突的倾向。但同时，全控机构本身又有各种制度和措施来缓解这些矛盾与冲突。 根据Philip Manning的总结，全控机构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1）居民的时间和空间都在单一权威的控制之下；（2）集中引导一群居民的活动，并且所有的居民要做相同的事情；（3）有正式规则来规定日常活动的详细时间；（4）所有活动安排是为了达到机构的特定目的。 居民是全控机构中戈夫曼描述最多，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一种人。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精神病院控制着，通常活动都是集体性的，并被看成是相同的一群人而给予相同的对待，他们的作息有着严格的时间安排，当然是院方根据需要安排的时间。这些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在戈夫曼看来，其实只是破坏了人们对于公共场合的行为期望，即他们可能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和行动，因此破坏了以往社会既定的规则和秩序。而在戈夫曼看来，现在一些被视为不合规范甚至会导致人们被称为精神病患者的行动可能在将来会是一种正常的行为，问题只在于当前的社会规范是怎样的，人们当前接受的是怎样的行为和表达方式。 精神病院的居民最初被原本亲密的人(家人、朋友)等定义为精神病人而送到医院，这在戈夫曼看来是他们遭受的第一个背叛，从此之后他们的生活与以前完全不同。他们在医院里接受工作人员的诊断和监视，没有个人的时间和空间，一切都由他人安排，他们不能有活动自由，更没有隐私，因为他们处于随时随地被观察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不再有以前生活在文明民主世界中他人的尊重和自我尊重。在全控机构中，居民能表现自己的方式变了，很少有化妆品和镜子，服装一般都是颜色灰暗的、统一的制服，将居民与进入医院之前的自我完全隔绝开来。医院试图建立居民新的自我认同，方式是如果居民做出一定的行为，则将获得一些特权，如给他们香烟、咖啡、看电视的许可等，这些在精神病院之外是人们正常的权利而已。同时，这些居民也竭力保护自我。他们通过一些被戈夫曼称为“冷漠对待”(playing it cool)的策略来达到这一点，主要方式有情境退却(withdraw)、建立不妥协底线(line)、殖民化（colonization）、转化（conversion）等。比如说，居民用做白日梦或幻想的方式来逃避周围环境，以恶劣手段破坏居住环境来显示自己的不妥协，接受医院对自己的判断重新按病人的方式来构建自己新的生活方式。这些表明了一种讽刺的因果关系：居民为了表现自我意识、保护自我意识而采取种种行为方式，而这些行为方式又恰恰会被医院当成是精神疾病的符号特征。居民也会有一些小技巧来使自己忍受这种制度，主要的就是“应付”(making out)，比如偷一点咖啡，这类技巧使他们既能得到一些全控机构中难以获得的物资，又能证明他们自己还不是完全被别人控制着。 对于全控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戈夫曼认为他们承受着“对人的工作”和“对物的工作”之间对立而产生的紧张。一方面，工作人员把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当作人来看的时候，他们要坚持人文的标准并试图使病人复原；另一方面，工作人员又要像工业工厂一样按特定程序对待病人。这些工作人员无力调解他们治疗和控制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也无法结束对此的困惑，他们把这两者的整合称为“建设性的冥想”。精神病院的居民和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居民要报复工作人员的“对物的工作”。为此，精神病院有一些制度性的仪式来使两者间的矛盾降至最小，比如增添一些报纸，举办圣诞晚会等。在全控机构中，入住者都要经历自我的屈辱，对于这些人来说，自我不再是堡垒，而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很容易遭到侵犯。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的自我只有在常规性的制度安排中才能得以维持，没有这种制度安排，我们就会怀疑我们究竟是谁。为了科学、客观地描述全控机构的情境，戈夫曼采用了各种策略，如语言上的中立和比较的手法。 在语言上，戈夫曼避开了带有倾向性的词汇。比如在《精神病院》这本书中，戈夫曼用“居民”这个词来代替“病人”、“囚犯”这类标签，以便不使人们对这些成员具有一种先入为主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47c34c06137ee06eff9187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