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化、文明:横通与纵通——袁行霈教授访谈录(一) 编者按袁行霈先生,1936年生,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晋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学者;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着)、《中国文学概论》、《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主编)、《中国诗学通论》(合着)、《陶渊明研究》、《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主编)、《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陶渊明集笺注》、《唐诗风神及其他》、《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主编之一)等。本刊特请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编审马自力先生采访袁行霈教授,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学问的气象 马自力:袁先生,您在《学问的气象》一文中,曾用这样的语句形容您心向往之的大家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在您看来,造就这种“学问的气象”的关键是什么?您在治学中又是怎样追求这种气象的呢? 袁行霈:有气象的学问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为后人树立典范。就以中国近现代的学者而言,其中不乏具有大家气象的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术格局大,视野开阔,治学道路平正通达,具有总揽全局的能力。 我曾借用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来比喻治学:“尽挹西江”可以说是穷尽研究资料;“细斟北斗”是对资料详加辨析;“万象为宾客”则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 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有赖于个人的修养。为人正直、诚实、刚毅,方能不随波逐流,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又能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自然就不凡了。宋代理学家张载强调学习与人的气质之间的关系:“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做学问的过程也就是提升自己修养的过程,这应当成为学者自觉的追求。 我写《学问的气象》这篇札记,是缘于平时读书所感。自己差得很远,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借以自勉而已。 马自力:在上世纪70、80年代,您曾倡导过“横通与纵通”,以及“博采、精鉴、深味、妙悟”,是否基于对“学问的气象”的追求呢? 袁行霈:也可以这么说吧。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学术研究开始恢复正常,而我已经四十一岁了,自己的路怎么走?我做了一番冷静的思考。我下决心做一点有个人特色的学问。在分析了当时学术界的状况后,我选择了一向被忽视的诗歌艺术作为重点,以中国独特的诗歌艺术理论和诗歌艺术史为课题,将诗歌与哲学、宗教、绘画、音乐等邻近学科沟通起来,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从事研究。 “横通”是借用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横通”这个贬义词,赋予它褒义,加以发挥,强调多学科交叉。我自己朝这个方向努力始于1979年,那年发表的《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将玄学的一个命题“言不尽意”引入文学和书画方面的研究,便是一次大胆尝试。论文发表后,有人不同意,但过了几年便被广泛地接受了。后来写《陶渊明与魏晋之际的政治风云》、《陶渊明的哲学思考》,是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史和哲学史打通研究。“纵通”则是我杜撰的词,它的含义是:对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有纵向的把握,虽然是局部的问题也要做历史的、系统的考察。例如文学史的研究,不满足于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的分段研究,而希望上下打通;即使是研究某一时段,或者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也能置之于整个文学的发展史中,做出历史的考察和判断。“纵通”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对学术史的关注和了解。研究一个问题,必先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到学术的前沿,将研究工作的起点提高,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达到新的水平。 马自力:“横通”与“纵通”的结合,是对中国文史治学传统的一种总结和概括,这似乎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的共识。不过在1978年,明确提倡文学与邻近学科的沟通,强调多学科交叉,确实是得风气之先的,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学问的气象”吧!那么“博采、精鉴、深味、妙悟”,又怎么理解呢? 袁行霈:我的研究领域偏重于六朝诗、唐诗、宋词、文言小说,同时也在文学批评史特别是诗学史方面下过一番功夫。“博采、精鉴、深味、妙悟”是我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体会。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写作技巧,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我写《屈原的人格美及其诗歌的艺术美》、《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陶诗的自然美》、《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就是这方面的尝试。《文心雕龙·知音》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这就是“博采”。看得多了才有比较,亲自从事创作实践才更精于鉴赏,而且趣味要高,眼力要好。 马自力:我想您是用“博采”的方法,把研究对象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解放出来,比如说把诗歌艺术从写作技巧的层次提升到诗歌艺术理论的层次。那么“精鉴、深味、妙悟”的含义和作用又是怎样的呢? 袁行霈:“精鉴”一方面是指资料的鉴别与考证。考证的乐趣类似侦探推理,要善于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找出线索。福尔摩斯能在别人忽略的地方找到解决疑难的关键,做学问也需要这样的眼光。我认为考证很重要,资料辨析和史实考证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但又不满足于此,希望将考证和评论结合起来,用经过考证的资料说明一些文学史上的问题。如果诗歌艺术的研究能把考证的功夫用上去,这项工作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能从资料的鉴别考订引申到诗歌艺术的品评上来,就更有意义。我写《温词艺术研究》时,为了弄清“小山重叠金明灭”中“小山”的含义,曾参考各家注释和时贤的研究成果,遍检《花间集》和《唐五代词》,通过考证,看出这句诗含有双重意象,体现了温词构图精巧、富于装饰美的特点。“精鉴”另一方面的含义是善于鉴别作品的优劣,我对“少无适俗韵”中那个“韵”字的校订,就是如此。 至于“深味”与“妙悟”,则是研究诗歌艺术的特殊要求。简单地说,“深味”是对诗歌言外的韵味细细地加以咀嚼;“妙悟”是对于诗歌的一种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共鸣效果。既要深得诗人之用心,又要有自己独到的领悟与妙解。 二、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与情趣的陶冶 马自力:您把中国诗歌艺术作为自己最初的研究方向,一定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您能否谈谈自己从事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的着眼点和具体方法? 袁行霈:在“博采、精鉴、深味、妙悟”基础上,我试图摸索出一条道路,以期解开诗歌艺术的奥秘。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诗歌艺术方面有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和规律,古人提出的一些诗学理论和范畴也有待于结合诗歌创作加以深入的阐述。这项研究前人虽然做了一些,但是不够系统,特别是将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还比较薄弱。研究文学批评史的人未必深入研究诗歌史,而研究诗歌史的人又未必对理论有兴趣。我在“文革”以前已经有了兼顾这两方面的想法,并发表过论文,“文革”期间中断了。1977年才又重新拾起来,1979年结合讲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门专题课,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在此后的几年里陆续发表,后来编成《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于1987年出版。我总结出“言”、“意”、“象”、“境”等几个范畴,找出其间的关系,并从人格、语言、意境等方面解释“风格”的形成。又从诗歌艺术史的角度,考察了自屈原到陆游共十四位诗人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力求将诗人的人格与风格、诗歌主张和诗歌艺术、艺术渊源与艺术创新互相沟通起来加以研究。 马自力:您所说的“言”、“意”、“象”、“境”这几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对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意味着什么呢?袁行霈:诗歌语言是诗歌艺术分析的依据。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给诗歌下一个定义,不妨说诗歌是语言的变形;在语音方面是建立格律以造成音乐美;在用词、造句方面表现为改变词性、颠倒词序、省略句子成分等等。各种变形都打破了人们习惯的语言常规,取得新、巧、奇、警的效果;增加了语言的容量和弹性,取得多义的效果;强化了语言的启示性,取得写意传神的效果。 由语言分析深入一步就是意象分析。语言是意象的外壳,意象多半附着在词或词组上,中国传统的词语诠释方法和意象统计分析方法,可以互相补充。可以研究诗人最喜欢使用的是哪些词语或意象,哪些词语或意象是哪位诗人创造的,这些词语或意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还可以研究诗人不同的词语群或意象群,以及诗人连缀词语或组合意象的特殊方式。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bf16f0f5a0102020740be1e650e52ea5518ce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