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勰对建安诗歌有“梗概多气”的评价，但对于此句的确切含义一向存在争论。本文对“梗概多气”的含义进行了梳理，认为大致含有“悲”“豪”“健”等情感因素，并论述建安诗歌情感梗概多气的表现和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建安；梗概多气；情感特征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的年号，而建安文学指的是以建安时代为轴心的前后一段时间的创作。这一时期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其创作有着鲜明的集团化倾向，诗风开阔、自由通脱。这一时期的诗文风格被刘勰概括为“梗概多气”。本文将重点论述建安时期诗歌“梗概多气”情感特征的表现，以及出现这一特征的原因所在。 （一） 文学的发展总是与时代存在关联，建安文学更是如此。 建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生灵多遭荼毒。史料中留有大量关于民不聊生的记载。这些都体现在了时人的诗歌之中，使得诗文充满了或悲悯或苍凉或沉痛的笔调。然而，与时代的大环境相反，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却非常活跃。尽管社会动荡、战争迭起，但却为建安文人在思想文化上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摆脱了两汉时期经学的束缚，军阀混战的局面使得道德律令受到冲击，这一时期的思想经常突破以往的常规。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人的觉醒。这一时期，“既产生了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的痛苦的感伤和思索，但又未完全堕入悲观主义，仍然有着对人生的执着和爱恋”[1]。这一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仍，人们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这一切使得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原有的儒家王道。并且，儒家对死亡的回避态度使得生死问题在儒家这里得不到根本上的解答。对于生死、对死后世界的回避，使得士人们陷入了对生命的焦虑中。挣脱了两汉谶纬之学的宿命论，人们对生命的思索便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它实际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1] （二） 对建安诗文“梗概多气”的评价源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时序》言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中的其他词汇前人多有定论，如所谓“志深”，指的是情志真实、思想深刻，也就是意气骏爽的“文风”；所谓“笔长”，指的是以优美的文笔表情达意，也就是结言端直的“文骨”。而对于“梗概”和“气”的解释都不甚明晰，一直存在争论。要讨论“梗概多气”的情感特征，必须先明确“梗概多气”的含义。 对于此词中的“梗概”，历来被人大致解为“慷慨”，如沈季林认为，“‘梗概’即慷慨，‘梗概而多气’是指建安诗文具有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2]；而黄崇浩曾做过一番考证，认为“‘梗概’是粗言大略之意”[3]。不论是哪一种观点，二者都含有共同的情感因子，那便是“悲”和“豪”。 至于“气”，又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十分复杂且模糊的概念。“大体说来，‘气’有八种以上的含义：一曰自然之气……八曰文学之气”[4]。“气”本身是形容天地和人物品藻的，直至曹丕《与吴质书》，才将这一概念用于文学。之后的《文心雕龙?神思》曾提出关于养气的主张，《文心雕龙?养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狭义的“气”与“风骨”同义，即“以端直有力的语言来表达作者昂扬爽朗的情志，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2]；广义的“气”是作品所呈现出的整体风貌，即“气象”。就“梗概多气”而言，应指前者，即端直有力、昂扬爽朗。这一特点可大致用“健”来阐释。 故而，“梗概多气”应有“悲”“豪”“健”等特性。其情有“悲”的方面，但又不单纯是“悲”，而是多了对“悲”的豁达与超越。 （三） “悲”的情感特点可大致分为三部分，一为对时局、对生民的悲悯，一为对人生短促的嗟叹，一为对怀才不遇的感伤。 首先是对时局生民的悲悯。由于时逢乱世，民众经常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目睹到这一切的建安上层文人内心不可能没有触动。在悲凉的心境中，他们将自己对时局、对生民的悲悯宣泄于纸帛牍简，对描写苦难的境遇便成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一大主题。如果说曹操等人是因为出征等缘故接触到社会的动荡与悲苦，所以才有悲悼生民的诗歌，那么诗风华丽雅致的贵公子曹植都留存有几许这样的诗歌，便不能不说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境况了：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曹植《送应氏?其一》） 然而，这些上层人士毕竟只是苦难的旁观者，纵使是出征所见也与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所区别。而蔡琰流寓两个国家，回到故土的代价是与两个孩子生离，这一切都让她真正的体验了战乱造成的乱离与悲苦： 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蔡琰《悲愤诗》） 第二，对人生短促的嗟叹，即“悼时之悲”。这一时期社会混乱、疾疫兵祸盛行，使得人们充满了对生命的无力感。对于豪杰来说，面对不断流逝、从不停止的时间和不可改变的天地万物，他们也会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无力，而“对于气质柔弱的芸芸众生而言，时间更具有不可征服性……一旦这种时间性悲哀遭遇到战乱兵变、恶势横行……又会熔铸成主观性更强的悼时之悲。”[6]在建安时期的诗歌中，这样的诗句数不胜数，即使是手握最高权力的曹操和风流恣肆的曹植，在面对歌舞升平的胜景时，都会突然间悲从中来，想到流水般消逝的岁月：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 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其二》） 除了在歌舞宴饮中的乐极生悲，建安文人对于生活中时光悄无声息的流逝也显得十分敏感。他们感叹于时光流去，悲叹生死更替，“盛年不再来”的感喟也时常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 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r《七哀诗》） 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阮?r《老人诗》） 第三，对怀才不遇的感伤。这一点在曹植的诗作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曹植前期是荣华耀目的贵公子，然而在争位失败以后，曹丕的打压。身份屡遭贬抑、屡次被改换封地、屡次求自试却不被任用，形成了他的怀才不遇的感伤。为了防止因为诗文受到迫害，他甚至只能为自己的愤懑之语加上一层比喻的外壳：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七步诗》） 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杂诗七首?其四》） 这样的情绪也时常出现在邺下文人集团的臣子们身上。与后代极尽绮靡的文风不同，他们用真挚朴实的笔调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怆。这种悲怆或是陈述自己不能够才尽其用，或是抒发自己的羁旅行役之苦： 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孔融《临终诗》） 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应?`《别诗二首?其一》） 但如果是一味强调“悲”，那建安诗歌的风格便与前代“以悲为美”的风格无甚区别。之所以将建安文学与前后的文学都区别开来，便在于其“梗概多气”中“豪”与“健”的情感因子，即对于“悲”的豁达与超越。 建安时期的文人接续了前代以悲为美的审美范式，但在对于悲的态度上由有了新的变化。建安诗人们也感叹生命短暂，时光易逝，但加入了对人生价值追求的理念，使得建安诗歌没有流于以往的哀怨颓废，而是走向了激励奋进的向度。这正表明了，“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d8ae8081a2e453610661ed9ad51f01dc28157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