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正清狂——读《古文观止》心得札记 在有着浓浓厚重感的《古文观止》里，让我耳目一新的，不仅仅是韩昌黎个性强烈，气势逼人的文学效果，更是他别具一格的性格特点。“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在《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中，柳宗元赞其散文“猖狂恣肆”。韩公在中唐文坛更是中唐政局上，无不体现了他大义风骨。在文坛上，韩愈一方面作为文坛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后学，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以文载道”的口号，以“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极好”的说法补充载道文章缺乏其性情的缺陷，以“辞必己出”的主张提出了“自树立，不因循”的创作风格。他使中唐文坛产生了一股散文革新的浪潮，使中唐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个性意识十分强烈，文章的个人感情扑面而来。细品韩愈的著作，便可发现他毫不掩饰地抒发着自己对盛名君主的渴望。家喻户晓的《杂说四》，借助伯乐与千里马来批判无庸统治者的不识人才与黑暗统治，如果说《杂说四》，更多是抒发自己的愤慨与不满，那么《杂说一》则更偏向于对圣君的渴求。在杂说一他巧用传说“龙嘘气成云”“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全篇贯彻着一个思想，圣明君主和贤能大臣是相辅相成的，谁也离不开谁。“其所凭依，极其所自为也”这句看似惊叹的感叹句，实则是坚定的肯定句。说明了圣君与贤臣的关系，圣君造就了贤臣，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与领。而《原毁》、《原道》则大篇章地响亮地凸显了韩愈的观点。韩愈并不是无病呻吟，他的渴望却事与愿违。朝为朝廷重臣，夕为左迁罪人，恐怕任何人都难以承受这种巨大落差。然而，韩愈却挺了过来。苏轼乌台诗案之悲释于对人生的超然，柳宗元被贬之苦释于对山水的眷恋，而韩愈的心灰意冷却释于他对百姓疾苦的操劳。当时的潮州因离京甚远，不似王土，更如蛮夷。韩愈见此心中大恸，忖道：“我心中虽悲苦，但怎么比得上百姓的贫苦？”于是，他重拾软毫，以文诛恶，驱鳄鱼，兴学堂，除奴制，修水利。八个月过后，潮州面貌焕然一新，潮州进士也由原来的三名升到了一百三十名之多。韩愈韩愈一生坎坷，中选做官本就不易，还应一句逆耳忠言被贬。如此种种，在巨大的落差下，他没有选择沉沦，而是选择了隐忍。这种忍耐不叫懦弱，而是一种对于定局的豁达，对于指责的不阿。“文起八大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江流激湍，浪翻乳花，碧水自将青山绕；山峦叠翠，怒松插云，青山脚下碧水环。自岭南以南，焕烂流光，皆集于潮州。潮州之水，美不过韩江；潮州之山，雄不及韩山；而潮州之墨迹，妙笔皆生韩公祠。韩愈，依旧有不折的风骨，依然是清狂的少年。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1a0bf2f4b2fb4daa58da0116c175f0e7dd119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