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5 月份中学“高考”一道历史题的内容很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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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5 月份中学“高考”一道历史题的内容很值得商榷 作者：沈之兴 来源：《中学历史教学》 2020年第7期 沈之兴 2020年5月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通俗说法为香港中学“高考”）中，卷一的一道历史试题：“1900—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试参考资料C及D，并就你所知，解释你的答案。”公布后，社会哗然，引来不少批评。 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林家有先生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他曾指出：“历史是客观的，又是过去发生的事，所以，历史只能论述和来论证，而不能任意雕饰，滥施斧柯。”[1]这也可视为大量严谨的学者治史的基本态度。试题内容值得商榷的地方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试题信息对称吗？二是其理解与史实相符吗？三是是否夸大了“案例”（CASE）的作用？C文：“取材自1905年出版的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的一篇文章。”大意是清朝人范源濂（时任清廷学部主事、参事等——引者）请求梅谦次郎能提供协助，在日本法政大学设立一学年制课程，让清朝留学生赴日学法政学科，为清朝改革培养人才。[2]D文：“引文取材自黄兴于1912年1月写给日本政客井上馨的一封信。引文二取材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三井财阀于1912年2月签订的一份合同。三井与井上馨有密切的关连。”黄兴在信中谈到：国民革命军筹划组织中华民国新政府，并计划北伐，希望日本三井洋行给予赞助，筹集资金。此后，三井洋行借给民国政府日元250万，借期一年，7厘行息，每半年一付利息。 有比较才有鉴别。资料所涉内容的时间是1905年和1912年，而设问起止时间是1900—1945年间，二者不相对等，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的是违背了常识：社会事件（或历史事件）的发生，不可能有前出效用（或影响），即1905年、1912年发生的事，怎么会影响到1900年呢？孩子尚未出生，能有哭啼之声在人间响起吗？其效应也不可能后延至1945年。其次，“利多于弊”被事实打脸。清末日本之所以接受中国留学生是与其培养亲日分子的动机分不开的，采取的政策是：积极接受、消极教育和利己管理。这延续到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颇有微词，有识之士则强烈不满。再说，设大学一年制课程班便能培养出“改革人才”吗？不过，倒有一个同期留日学生后来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名人”，即汪精卫。汪精卫1904年官费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归国服务的要求。[3]留日使他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及文化传统产生了羡慕和崇拜之情，培养了他影响深远的亲日情结。1905年7月，汪精卫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是他留学日本最大的收获。在孙中山的指导和影响下，汪精卫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加入同盟会，宣传三民主义，执行他的指示，受到他的好评。[4]历史学家对汪精卫在国民党早期所做的工作，已作了客观认定。但是，命题者要求考生“试参考资料C及D，并就你所知，解释你的答案”，企图引导了解汪精卫这段经历的考生将其作为直至1945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补充材料，那就完全颠倒黑白。众所周知，汪精卫是一个反复多变之人，亲日情结导致了他后来成为抗战时期头号汉奸。大汉奸，这是国共双方都公认的对汪精卫的盖棺定论。再次，两个“案例”（CASE）活动的时间长度都仅一年，正处改朝换代、政权更迭频繁时期，时效不长，能量有限，相比较于事关民族危亡的大事就是普通CASE。 在此，遵循评价中外关系的研究侧重于从大处着眼，简单回顾1900—1945年间，日本干了何种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好作个比较。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出兵2万，占总兵力1/3， 烧杀掳掠，北京城一片废墟，无可胜数的财宝被掠走。清朝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赔款（庚子赔款）数额达4亿5千万两白银之巨，日本的份额是34793100两，比美国的份额还多。日本还在中国发行公债，运输鸦片等，获取更大利益，是第一个索取赔款的国家，本息一分也不能少，并一直索取到1937年因发动“七七事变”才被停止，更是唯一没退款之国。而其他国家后来有退还部分款项或放弃赔款。庚子赔款导致中华国穷民穷的状况更甚，可视为压垮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截至1911年12月底，大清国库只剩下20多万两现银。这直接导致了民国建立时国库完全空虚，不得不向日本借款。这便是D资料提到的三井洋行借款的历史背景。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历史背景，才显客观、公正。日本利用庚子赔款，发展经济，扩军备战，更多的用于侵华战争。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进行近乎屠城式的“南京大屠杀”，等等。据有关统计，直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14年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仅14年中，日本从中国掠夺黄金26000吨以上，粮食8亿吨，宝贵文物360万件，还有大量无法统计的其他物资。如果说，庚子赔款导致中国经济断崖式衰退的话，那么日本的侵华则是使中国面临灭族灭种的威胁，处于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日本侵华的法西斯暴行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严厉谴责，1945年《波茨坦公告》明确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定性。1946年“东京大审判”等对日本战犯罪行的审判，以国际法、中国法为准绳进一步坐实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并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命题者为何不将“大事”或“中事”提供给考生作为解析是否“利多于弊”的资料呢？因为，日本侵略者的手上沾满中国人的血，没有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正常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故此作者不得不采用“乾坤大挪移”心法，以小博大，颠倒黑白，蒙骗学生。 总而言之，试题漏洞百出，出现立论定调先行、参考资料与设问不相匹配等低级错误；置历史真相而不顾，“任意雕饰”中日通常性交往活动，对史实“滥施斧柯”（乱逞己意代替史意），使之成为一道伪命题。故此，试题毫无信度，也就遑论其内容效度、预测效度还是实验效度。失真往往导致失公（丧失公平、公正、公众认同）失德（无职业道德操守）。命题无底线，历史有公论，史实客观存在，想通过瞒天过海的手段，明目张胆地美化日本侵略者，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和尊严；以玩弄手段来戏弄学术自由，所谓的学术自由成为了玩偶和幌子。实践证明，抱有的功利性期待越多，离真正的科学也就越远。如果遵循“历史是客观的”原则来命题、施考，无疑是有利于培养学生客观、公正分析、看待历史事件的认知乃至道德养成。相反，则是误导考生，无法对学生进行完整、客观、准确、合理解读和多角度思考、比较能力以及学科知识迁移能力的测评和正面教育。将政治操弄延伸到教育当中来，表明了政治干预教育考试的龌龊与虚伪。即使部分考生被高校录取了，也极有可能沿着侵略“利多于弊”的错误认知方向发展下去。认知上的偏颇甚至错乱，往往会转化成行为上的“堂吉诃德式”的偏激。这也就不难理解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持续时间之长、有大量在校学生参加的原因了。这需要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和采取相关立法等有效措施拨乱反正。 【注释】 [1]林家有：《史学方法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法政大学是日本东京的一家私立大学，该校速成科主要是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提供法政科、法律科、政治科、财政及外交的补习科等课程。课程一般分三期，每期半年。 [3]闻少华：《汪精卫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第5、11页。 [4]蔡德金：《汪精卫评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25—26页。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1a841125cf7ba0d4a7302768e9951e79a8969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