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两汉民歌与文人诗艺术手法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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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两汉民歌与文人诗艺术手法之差异

作者:张虹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18

要:汉代文人诗和乐府民歌所擅长的艺术手法各有特色。首先,在叙事手法方面,乐府民歌采用了缤纷多彩的叙事手段,但文人诗的叙事则体现出高度的概括性。其次,在抒情手法上,文人诗比乐府民歌作出了更多意义重大的独创。第三,文人诗在布局谋篇技巧方面也更成熟。

关键词:两汉;民歌;文人诗;艺术手法

作者简介:张虹,女(1982),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80001

汉代文人创作在汲取了乐府民歌的丰富营养之后,终于达成了五言诗的繁荣。这种总结和汲取使得二者之间有许多相承之处,而来自文人的改造和创新又使文人诗具备了不同于民众歌唱的特质。因为文化素养、审美心理的不同,也因为诗篇有侧重叙事和侧重抒情的差别,二者所擅长的艺术手法又各有特色。 一、叙事手法

乐府民歌标志着中国诗歌叙事技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它选择了极具典型性的事件加以叙述,比如《孤儿行》《妇病行》写劳苦大众的不幸遭遇,《陌上桑》写女子遭受压迫却勇于反抗,事件的选择都符合典型性以个别反映一般的要求。而且,作者还独具慧眼,善于捕捉偶然的、突发的、富有戏剧性的场景和富有诗意的镜头。比如《相逢行》选择了夹毂问君家的特写,以这样一个独特的场景引出下文的大段炫耀。而《上山采蘼芜》则选取弃妇偶遇故夫的事例,道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这样,矛盾自然显得更集中,更令人印象鲜明。其次,描写具体生动,历历分明,栩栩如生。如《孔雀东南飞》被王世贞赞为叙事如画。同时,又注重了叙事的详略得当,繁简有法。乐府民歌往往乐于铺写场面,极尽铺陈描画之能事,而故事的开头和结局往往简明扼要,一笔带过,看《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都是如此。第三,民歌善于通过个性化的语言、特征化的行动来描写人物形象,在细节中、在动态中凸现人物性格。比如《东门行》中妻子和丈夫的对话,《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驱遣后清晨起严妆的行动等等。还善于用反衬手法描写人物,一是通过景物、环境反衬,如《孔雀东南飞》中以欢乐的迎娶场面衬托刘兰芝的坚贞和决绝;二是通过他人的反应来写,最著名的就是《陌上桑》中描写罗敷之美的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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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长于抒情的文人创作则不会在叙事上花这么大工夫,它有限的叙事都是为抒情服务的,仅仅是对情感的来由和发展做一个必要的交代,因此体现出高度的概括性,将大量现象加以概括集中,笔墨相当省俭。《孟冬寒气至》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几句,本从乐府歌辞《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1]一段化出,相同的内容,可见文人诗中的叙事由详细到简约精练的过渡。 二、抒情手法

乐府民歌中并不缺乏感情的抒发,它的抒情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直抒胸臆,坦率陈说,如《上邪》《悲歌》等等。一类是通篇叙事,在叙事中通过人物的言行境遇来间接抒情。比如《十五从军征》《妇病行》等。一类是在叙事过程中穿插议论、感慨和宣泄,比如《孔雀东南飞》中几次抒情性的穿插。还有一类就是利用比兴、象征、暗示的手法,以周围景物和相关事物来衬托、渲染感情,比如《战城南》水深激激,蒲苇冥冥的环境描写,《白头吟》中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的比喻,《高田种小麦》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的联想。这种手法上承诗、辞比兴传统,又被文人创作加以吸收和发展。

而东汉文人诗作为一组成熟的抒情诗作,在抒情手法方面作出了意义重大的独创。首先,情景交融,物我互化,将比兴艺术拔高到新境界,创造了意象和意境。汉乐府民歌中的比兴比诗经楚辞来说并没有什么进步,许多类比都只起简单的修辞作用。而大多数文人创作,尤其是古诗十九首,则将比兴完全融入诗歌之中,以物造境,借景传情。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中的明月意象真正成为了情思的触媒和象征;而《西北有高楼》中的高楼意象则极具诗意,渲染出辽远杳茫、冷峻孤高的氛围。意象是要构成一定意境的。所谓意境,却又不仅仅是物象的多重组合,也不仅仅是情景交融,而要达到一种自然浑成、蕴藉圆融的艺术境界。而《迢迢牵牛星》通篇都是境象的营建,缠绵悱恻不足附着与澄澈空灵的境象之中,正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以整体氛围的构建传达出情韵,比民歌中那种秋风萧萧”“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式的简单的借景抒情、以景衬情又高明的多了。其次是意在言外,含蓄蕴藉,运用了高妙的留白技巧。文人创作中不是没有直抒胸臆的笔法,但更具特色的是抒情的欲言又止,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2]以平淡简短的语言,营造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表达出来的却是无比深微丰美的意蕴,给读者留下了极广阔的思索空间。如《涉江采芙蓉》中的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如《庭中有奇树》中的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仅仅10个字,内涵却极深。真是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3]令人回味无穷。 三、布局谋篇艺术

民歌只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唱,可能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把它当做艺术品对待,而且他们本身可能也不具备那种精雕细琢的能力。因此,大多数都是率性而作,随意成文的,按事件的逻辑顺序一一写来,体现出庞杂、粗朴、自然的特色。而文人诗则开始注意艺术构思,表现出很好的剪裁组织技巧,表面上看平朴天然,似乎不假雕琢,细细分析却可见谨严精致。对比来看,乐府民歌中的《伤歌行》和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同为抒情诗,而且所写之境、所抒之情几乎相同,章法结构却迥异:《伤歌行》絮絮叨叨,将人物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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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写来,几乎就是讲了一个连续性的故事,描写非常详尽。《明月何皎皎》则简净得太多,以写景起兴,导出忧愁不能寐的情绪,而下举凌空插入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是全诗的抒情中心句,这种突兀感、不连贯感恰恰造成了鲜明的印象,起到了很好的强调作用。整首诗飘逸灵动又完整浑融,足见构思布局之功。总之,叙事的简洁,抒情用语的洗练,故事连续性的中断,主题的一贯性,剪接的精细灵活,可见艺术技巧的渐趋成熟。

总体来说,民歌体现出粗犷特色,质朴自然,擅长粗线条的勾勒,喜欢从宏观上展示一种大气之美。而文人创作则体现出一种文士气,苦心经营,擅长细腻逼真的刻画描写,喜欢从微观出发,表现一种精致和优美。 参考文献:

[1][]郭茂倩编.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236.

[2]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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