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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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报告喻家麒1120132777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一部力作。本书开篇作者就以小说家的笔调将一个离奇、恐怖的“叫魂”故事娓娓道来。通过对叫魂恐慌所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间信仰、大众心态的分析，作者首先带领我们走进18世纪乾隆盛世下的江南各镇，领略那里的世态人情，随后，随着叫魂术成为一件件对簿公堂的案件，随着乾隆皇帝本人的亲自介入，孔飞力笔锋一转，通过乾隆与各级官僚往来的公犊，告诉我们清代的官僚君主制是如何运作的这样一个“政治性”的东西。在国内，以这种笔法来写政治史的著作还很少。因此这本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我读这本书时，兴味盎然，思如泉涌，觉得孔先生的文笔太精彩了，而且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很深刻，很到位，可以说是入木三分，让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我们都惊奇不已，自叹弗如。 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先生运用了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以及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的社会学理论和瑟罗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都结合在一起。对叫魂案进行横向和纵向研究。本书体现了年鉴学派打破学科间的围墙，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思想。 孔先生的《叫魂》是整体史视野范围下的叫魂案，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各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而“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意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孔飞力所叙述的叫魂案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整体史精神。《叫魂》采取一种视野开阔的“大叙事”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其中特别提到了三种代表性的社会阶层或称之为社会力量，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动机、利益所驱使，对于“叫魂”事件采取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应对方式，书中写出了“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第一个版本关涉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社会权力的渴望；第二个版本关涉到乾隆皇帝的人格特征，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满汉文化的冲突，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等等；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的官僚们，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三个版本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孔飞力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解读和应对方式背后所暗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此互成经纬，构建了妖术恐慌得以遍布全国的整体原因。孔飞力先生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政治史，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因此，《叫魂》也可以说是一本新的政治史著作，将政治置于社会关系的网络中进行历史分析。作者在这本书中将“叫魂”事件放在一个大背景中来进行分析，从横向看，它涉及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从纵向看，他既有对清初征服年代的回顾，又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比较。（如文中提到的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对乞丐的看法、老红卫兵的感慨等）可以说是瞻前顾后。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场景、多维的视野，这是一种以叫魂案为切入点、为线索的“大叙事”，是一部整体史。 作者用社会史的眼光来谈政治的意义，从而真正做到了“自下而上”看历史，即从普通大众的角度，从共同心态的角度，从社会深层结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制度、权力和意识形态。作者“不在关注大人物诸如国王和大臣是谁，而是探讨、解释政权在何处、拥有政权的是谁、社会的权力在哪里”。他详细描述了下层民众在“叫魂”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乍一看像民间故事会，但作者决不仅仅满足于对事件进行描述，而是把我们引入到分析政治权力如何运作这一层面上来。作者不仅描述历史，而且解释历史、分析历史。因此，这本书也是一部自下而上的历史。孔先生在文中还讨论了皇权和官僚之间的微妙关系。过去我们总习惯地把中国古代政治概括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孔先生在文中指出：“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作出限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权威时还是受到某种限制的。在这些限制因素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对之是产生巨大影响的。”费孝通先生曾说：“看似至高无上的皇权却受到至少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是‘无为’思想上的约束，令皇帝有权而无为；另一方面则是常规化的官僚体系对皇权的约束。这种观念与孔飞力在书中的表述不谋而合：皇帝用成文法规约束官僚，以确保他们在行政常规权力中办事，皇帝自身权力也容易被常规化。这套制度对官僚进行约束，同时皇帝也受到制约，即他也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不可为所欲为。官僚正好可利用由法规赋予他们的行使权力范围的便利，为自己营造一座避难堡垒。也就是说，官僚按程序、规定办好份内之事，皇帝就不能把他怎样。书中提到，在每三年一次的官僚考核中，“官官相护”使得这种制度化的考核成为了一种摆设。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皇权因规制而萎缩，皇帝不得不时地使用其“非常规渠道”对官僚常规权力堡垒进行冲击，迫使躲在其中的官僚按照皇帝的意愿为帝国服务，向皇帝效忠，而不是贪赃枉法，侵蚀帝国大厦的根基。而这些“非常规渠道”恰恰能更有效地显示皇权威严，比如说培植心腹宠臣，建立独立于官僚体制的由自己掌控的情报系统，强化与官吏直接交谈的陛见制度，还有为百姓所津津乐道的微服私访等等，而这其中最为有效的则是皇帝对“政治罪”的宣判，因为一旦被打为“叛国”，则意味着与举国力量为敌，而不再寻常。 “叫魂案”的结束是刘统勋、傅恒等最高层官员艰难曲折地向弘历表明了叫魂妖术的子虚乌有，于是皇帝终于下令停止追剿叫魂妖。换句话说，虽然地方官员的种种努力最终未让弘历改变初衷，但“叫魂案”的最终翻案仍然来自于官僚体系本身的抵制力量。孔飞力对此予以了制度性的肯定，认为“叫魂案”的最终结局至少表明在现代政治运动尚未出现之前，旧官僚体系内部的确有一部分精英，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有可能具有某种制约君主专制权力的自信与勇气；而这种自信的获得有赖于当事人超越特定政权“臣仆”身份的体认，而将自己视为“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虽然孔飞力声称“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并以诸多限定词来表明自己对这一体制赞扬的克制性，但他仍然认为文化精英抵制专制的胆识是由帝制时代的文化与社会制度所滋养的，而在旧制度覆灭、“可行的替代制度”缺失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持有异见的人们很可能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并且“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在我看来，孔飞力所表达的，即使不是对旧制度的哀悼，那也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制度发展，特别是近代知识群体发展的某种惋惜。 孔先生的《叫魂》一书中有很多预示性的暗语，在读这本书的同时，我不自觉地与当代中国政治联系起来，书中描写的很多现象在以后中国的历史上又多次重演，本书对中国官僚政治制度作了强有力而又十分得体的探讨。我认为中国的政治至今还没有超出孔先生所探讨的框架。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6106085c850ad02df8041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