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先生是钱穆的弟子。1945年自荐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致力于中国古代制度史、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1963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两汉太守剌史表》《唐仆尚丞郎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唐代交通图考》。我读严耕望先生的《怎样学历史——治史三书》，很受教益，特别是治史的基本方法、论题的选择、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与改订以及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对我们读书人，尤其对想做的学问或写点东西的人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因为没有文哪有历史学的存在呢？所以学文的或做文章的人学点历史学的基本方式是有好处的，尽管现在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做学问的对象可以不同，但都要与文字、文章打交道，学历史等社会科学如此，学自然科学的也是如此，都必需借助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其共同点是不言而喻的。再则陈寅恪先生有“以诗证史”方法，可见文史本是一家。谁敢说《春秋》《史记》不是好乘的上文章呢？所以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对于我们读书人做点业余的学问就显得十分的可贵了。 严耕望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可谓得学问之真传，在中国史学界享有一定的地位。但严耕望先生对史学家二陈的比较颇有点味道。 严先生说。“陈寅恪治史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回国几年中，即四十岁前后，治学中心是佛经与边疆民族史，讲佛经特别致意佛教与文学、社会的关系。中期即四十四五至五十五岁前后，治学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古史，特别是两晋南北朝至随唐时代，所涉范围，自政治、社会到宗教、学术各方面，对于文学兴趣尤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随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就是《无白诗笺证稿》，惟其论诗着眼于以诗证史，仍是史的范围。晚年失明以后，虽然仍写了不关乎两晋至随唐史的论文，但其代表作当推《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大抵早期中期诸作只是为学术而学术而论著，晚年诸作多寄寓深远，不是仅为学术而学术了。” 就《柳如是别传》的得失，严先生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寅恪所可惜者，当大陆政权转移期间，先生既以健康欠佳，对人生对大局一向悲观，以致滞留大陆；及目睹世变，大出想像之外，乃又发愤为此巨著，以寄‘悯生悲死’之情，事固可哀，亦极可惊！先生以失明老翁，居然仍能写成这样一部考证精细的大著作，足见禀性强毅，精力亦未全衰。既发愤著书，何不上师史公转悲愤为力量，选择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泻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而乃‘著书唯剩颂红妆’，自嘲‘燃脂功状可封侯’耶？真令人悲之惜之！盖此书虽极见才学，但影响作用可能不会太大。第一，文字太繁琐，能阅读终卷的人实在太少，些与先生著作不讲究体裁大有关系，这种繁琐的考证体裁，写几万字篇幅的论文并不妨事，像《别传》那样七十万字以上的专题研究的大书，我想绝不适宜。第二，这部书除了研究先生本人及钱谦益、柳如是者之外，要读、必须读的人也不会多，因为论题太小，又非关键人物。” 陈垣先生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成名。重要著作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基督教入华史略》《中西回史日历》《释例》《释氏疑年录》《敦煌劫余录》等等。涉及多方面。故先生一经做出成绩，即为学林所推重。后期学术成绩有《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这五部书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敌人铁骑下的北平城中所写成，大都寄寓民族之思。据《励耘书屋问学记》载，“诸弟子记先生自述治学历程是‘钱、顾、全、毛’，意谓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进而浸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与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最后服膺毛泽东思想。这几部书可说是先生走钱、顾、全、路线的总结晶，老年转而尊毛，学术生命自不得不中途顿折，乃至突然终止。” 二陈之比较。严耕望先生说。“就治学言，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巨臂。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陈垣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陈垣先生著作以平实自许，也以平实著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其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 “至就立身处世言，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所以衰暮之年仍能奋笔写成平生所未有且可视为奇迹的大著作。陈垣先生则为另一类型，自青年时代即热心世务，其后叠任文化教育机关首长，老年乃以毛为师，并且常说自己‘闻道太晚’。亦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或者先生一向热心世务，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后来也看出势头不对，所以自一九六二年以后，似已不再热衷为政治作宣传文字，但为时已晚了！” “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棺论定，在乎读者。”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685115cf78a6529647d53d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