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从文小说《边城》的人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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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沈从文小说《边城》的人性美

作者:鲍明晖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10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以他传奇式的身世和经历、特立独行的思想和创作,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深入,关于他思想文化内涵艺术创作个性等方面的学术探讨日益丰富。本文着重解读《边城》在人性美方面的艺术追求以及《边城》所体现出的人性美,并以此探讨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审美追求。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 《边城》 人性美

沈从文描写淳朴民风和人性美的代表作是其中篇小说《边城》,小镇茶峒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色、和谐宁静的生活环境、古朴淳厚的世风人情、善良诚挚的平民百姓,构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人间佳境。这里没有敌意,没有狡诈与欺瞒,只有谅解和宽容,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和睦,至亲至爱。沈从文以诗意的笔触,在他的小说中展示了生活在这片天地间的人们值得称颂的生活方式。茶峒是一个平静而又单纯的世界,一切为生活习惯所支配,又往往合乎情顺乎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在人格上达到平等。人们遵从着约定的社会礼仪,运用习惯规矩安排一切。这里的人重义轻利,守信守约。生活在这里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的爱情也像那雨后的苍峰翠峦,清纯,素朴。

在《边城》中,沈从文开始全面构建他的“精神家园”a。所谓“边城”茶峒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城市,它没有现代城市所汇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只是依山傍水自然形成的小镇或村落,然而却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源泉,这里的山水滋养了沈从文,使得他写出了反映人性美的《边城》。

首先,从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及《边城》的写作背景上看。沈从文是湘西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城乡文化对峙中,城市争权夺利的政治内幕和文明道德掩饰下的病态人生,使他对都市文明产生了鄙视,从而写出了反映人性美的佳作——《边城》。

其次,沈从文的《边城》是其“边城”情结的具体体现上看,具有质朴的原始主义倾向。他居住在大都市,反观边远村镇生活,发现并强化了其中美丽的自然山水和风土人情,描绘了一幅如诗如画亦如梦的边城社会生活画卷,展示给我们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人性之美。

最后,《边城》的人性美更多地,也更主要地体现《边城》中的人物身上。《边城》写的是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小说在爱情的描写中不仅表现出人物爱的纯真、爱的浓烈,而且表现出比爱更可贵的“人性美”以及湘西世界那孕育出爱与美的世态人情。

《边城》描绘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俗画。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曾被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也美得动人心弦。

《边城》的人性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边城》的人性美体现在祖孙、父女之间。

翠翠是小说的主人公,是《边城》魂之所在,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她那少女的天真梦想。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他们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


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而且忠于职守。“五十年来不知把船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b。

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从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儿,他疼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他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后,他“却不加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这个事情一样,仍旧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c。他没有因此觉得有辱尊严和门楣,也没有觉得女儿的未婚先孕有辱祖宗。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他无意中为翠翠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从这质朴的亲情中我们看到了远离现代都市的边地生民少受文明礼教的影响与束缚的质朴人生。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淳朴的人性之美。

其次,《边城》的人性美体现在邻里之间。

船总顺顺是这一类人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的兵士,游学的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 d 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佞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边城”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

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淳风民俗,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 e 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的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的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清心寡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巧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汇流。

再次,《边城》的人性美体现在父子、兄弟之间。

顺顺父子三人中,长子天保秉承了父亲的性情,豪放豁达;次子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慷慨好义的船总顺顺言传身教使两个儿子吃苦耐劳,“和气亲人、不矫情、不浮华”。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他充分尊重儿子的意愿,托人向老船夫为长子求亲,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礼教等级观念下封建家长专制以及门当户对的陈腐观念。后来他对老船夫的疏淡是由于误解,也是由于失去长子的悲痛,这也属于人之常情。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不骄奢,不贪恋富贵,而本着自然心性的合理要求喜欢明慧寡言的翠翠。在爱情亲情发生矛盾的时候,眼看兄弟要变成情敌,这时他们却没有反目成仇,也没有像流行小说写的那样,其中一个慷慨“出让”。因为他们懂得,姑娘不是财产,感情不是儿戏,它没有价格,你要想得到一分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就必须接受姑娘的选择,而不能代替姑娘做出选择。他们的行为体现了“边城”的年轻人既重亲情又执着于爱情的纯真善良的性格特征。后来他们公平地、正大光明地竞争,哥哥走了“车路”占了先,就一定让弟弟走“马路”先开口,结果弟弟一唱定乾坤。这里没有裁判,没有评委,没有公证人,只有良心和道德,再加上血浓于水的手足情深。天保自知爱之无望,自


愧不是弟弟的对手,同时又为成全弟弟,便带着失恋的忧伤驾船远行,不幸遇难。弟弟执着于爱情不肯放弃,可哥哥的死又很难使他一下子从忧伤中恢复过来去热烈追求爱情,于是他选择了远走他乡,这里体现出的还是手足情深的浓烈亲情。第四,《边城》的人性美还体现在男女关系之间。

处于自在状态下的边城人,对于性正如对待生命一样,把它看作是自然发生的一种事情,完全遵从生命本能和情感的牵引,道德对于他们而言是建立在自己的精神之中的。当翠翠的父母未婚先孕后,老船夫并没有责备他们;翠翠父母的弃世离去,不是由于环境不允许他们存在,而是由于他们心灵的“责任”承担,使他们无法在一起—— 一个不愿意离开父亲,一个无法违背军人的责任;是生命本身所包含的善良本性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他们的关系具有了一份纯朴的庄严,是生命本真状态下所建立起来的至善至美的伦理追求。在翠翠、天保、傩送之间发生的那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更多了一份执着和自然质朴的神韵。首先两兄弟出身富有而不骄横跋扈,真心实意爱上了船夫的外孙女,体现出本于人性自然的爱情观,他们喜欢翠翠的聪慧、质朴、善良,不在乎她有没有身份和陪嫁。其次,他们追求翠翠的方式“马路”“车路”都符合边地古老的习俗,以情歌赢得姑娘的芳心更带有边地民族浪漫而自然的原始风俗,即使是托媒人来提亲的“车路”,也是以自由恋爱为开端、基础和结局。在翠翠与天保之间,先是天保爱上了翠翠,请父亲做主托媒人到老船夫家;天保有爱的自由,翠翠有不爱的自由,双方家长把爱的选择权交给了年轻人。这以爱为开端,没有爱的共鸣的说亲,最后以天保的出行为结局。在这场纠葛中,傩送如果沾染了封建礼教长幼有序的观念该奉让爱情,就会主动取磨坊而舍渡船,但他本着健康自然的人性要求不改初衷。傩送与翠翠之间曾有过误会,他曾因天保的遇难、父亲的催问有过一时的冷漠疏远甚至驾船出行,但临行前对父亲说的话是一种婉转而坚定的表白:“我要好好去想一下……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f 而翠翠始终如一的执着与期盼,更是出于自然本心和质朴美好的善良天性,不急不怒、不争不抢、不怨天尤人,顺乎自然地等待属于自己的爱。

最后,《边城》的人性美还体现在兵民之间的关系上。

茶峒属于边地,又是两省接壤处,然而“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知道注意安缉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特别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茶峒小城中的一营兵士驻扎在老参将衙门里,“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其余的兵士仿佛并不存在”g。这样的场景在当时兵匪为患、兵民常有冲突的20 世纪30 年代是难能可贵的。沈从文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兵民和谐共处的图画,这图画背后所隐藏的人性美却更值得我们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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