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论文- 中唐诗风流变对盛唐风貌的突破与超越 摘要:在中国诗歌发展流变中,唐代大历诗歌不应被看做是盛唐诗歌由高峰急转直下的倒退与衰落,而是有意谋求对先代诗歌成例的突破革新,是“宋诗突破唐诗”之变的先声。这种突破精神贯穿中唐至韩愈、孟郊、李贺。而晚唐诗可看作是“突破”的中止与盛唐诗风的回潮。 关键词:大历诗人;韩孟;以文为诗;求变意识 一代盛唐之音,以其恢弘的气韵、恣肆潇洒的文风,在中国诗史中流芳百代;意境空明,内涵深邃,似乎已把以先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南、北诗歌艺术发挥到“极致”,形成难以逾越的高峰。中唐诗人起初面临尴尬与困境,难以想象是如何从盛唐诗界巨人的阴影下走出,带领诗歌走向新的发展的。学人尽知宋人在突破唐诗影响时做出的艰难探索与努力,孰不知在几百年前,这样的“转折”已有先声。 安史之乱,成为唐诗“突变的契机”(蒋寅《大历诗风》)。以“大历十才子”、刘长卿为代表的大历诗人身历战乱,目睹国家和民生的痛苦,油然于心底里生发出沉重的情愫,创作大量诗歌,昭示了大历诗坛的兴旺。只是这种兴旺给人的感觉是难以抑止的“冷郁”与衰颓,遭后世学人诟病。但他们潜藏着强烈要区别先贤,寻求新的执拗。 大历诗人。他们无论在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上都在努力求变,虽效果欠佳,可人们是用盛唐“风韵、流畅”的诗风标准在衡量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大历诗的评述,充分代表了这种批评:“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离,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职志。”认为大历诗歌内容、气韵不再如盛唐昂扬奋发,而去追求“浮华贫乏”的诗风;艺术上也更趋于雕琢,缺乏先前的自然流畅,根源是世事由盛而衰,社会动荡离乱,“国运颓”致使“诗风颓”,仿佛一切均有客观世界的变化决定。然而我们忽视了在这中间人的主观能动性:文学(诗歌)本身就是“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本应更能激发诗人写出大量感时忧患的文字,如杜甫;且诗歌创作技巧无论声律、遣词用句在“大历”前已完善之至、直至画境。“大历诗风”偏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敢于放弃先前“典范”,坚持原创“新风”,足以表明这是诗人有意识、有目的的艺术选择,意在脱离盛唐诗歌的阴影,走出自身特色。不管是否成熟,只停留在固有成例上踏步,诗歌再难发展,要登新的更高的山峰,先要“下山”。 “大历诗人”,严格说来大致可分为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台阁诗人群体,如“大历十才子”,作品较多地呈现当时的达官贵人,许多用作歌颂、唱和;还有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地方官诗人群,如刘长卿、李嘉佑等,作品较多描写风景山水。“大历十才子”台阁酬唱、歌颂虚浮升平的诗,历来为后人认做是诗歌的倒退,然而盛唐时官员、友人席间交错酬唱的诗同样很多,张九龄、王维等皆有身处台阁的经历,他们在唱和、赠答间仍不乏名篇佳句出现,王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何等慷慨浑厚。而大历间的唱和诗所表现的已不似盛唐般现实、深刻,安史之乱带给社会巨大灾难,当社会归于平复之时,他们在唱和中、呈献贵族的诗文中歌颂来之不易的、久违了的平静安逸生活,他们胸中未尝没有在动荡中积淀的生命思考,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意不愿重复盛唐诗人席间发表的慨叹与思辨,主动追求区别盛唐的艺术范例,转变诗的内涵,改而安心知足地歌咏升平、吟唱新的繁华,或寄情宁谧山水、吟风弄月。 更能表现大历诗人“求变意识”的还有他们吟咏性情为内容的诗歌。大历诗人接受道教、佛教的出世思想以区别于盛唐积极入世的乐观昂扬精神。李端明说过:“月明潭色澄空性,夜静猿声证道心。”(《寄庐山真上人》)同时,他曾为苗发、钱起写过一首《得山中道友书寄苗钱二员外》: 有谋皆撼轲,非病亦迟回。壮志年年减,驰晖日日催。 还山不及伴,到阙又无媒。高卧成长策,微官称下才。 诗人和识谢,居士别宗雷。迹向尘中隐,书从谷口来。 药栏遭鹿践,涧户被猿开。野鹤巢云窦,游龟上水苔。 新欢追易失,故思渺难栽。自有归期在,劳君示劫灰。 诗中流露出的因仕宦坎坷,意志消沉,羡慕在大自然环境里生活的情绪,在一些大历诗人的诗歌中都有可以感受到。他们身在生活之中却向往尘世之外,生活的矛盾无法解决,只好逃避现实,又不能忘怀现实。大历诗人较之盛唐,则更多地回归对自身“内在”的关照。他们不求胸襟的开阔,而是通过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并以奇妙的构想和有意的雕琢,留下了一些精巧诗句。如,“归荧入草尽,落月映窗沉”(李端《宿山寺思归》);“叶落搅乡梦,鸟啼惊越吟”(朗士元《宿杜判官江楼》);“栈霜朝似雪,江雾晚成云”(司空曙《送崔校书赴梓幕》)等。这些诗句或状景,或托景言情,气魄求小,内敛清丽而富有韵味。大历诗人对外部民生疾苦的同情极有限度,更多对人生抱有淡泊情怀,不希望大鹏之志却偏于冷淡,“一官今懒道,双鬓竟羞看。莫问生涯事,只应持钓竿。” (朗士元《长安逢故人》)真正做到“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荒疏空掩门”(韦应物《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之境。大历诗人选择佛、道理念充实思想修身养性、保命全身,终于摆脱了盛唐关照现实、积极入世的诗风,将诗歌带入人的内心世界,不能不说是他们带来的诗歌新风貌。 在诗歌审美与写作技巧上,由于大历诗人冷淡、出世、关注内心体验的特点,他们的诗歌往往以孤、寒、日暮等为意象,以冷、淡、纤弱、闲远为美。蒋寅在《大历诗风》中概括大历诗人审美趣味变化:“由崇尚汉魏风骨,转向追慕以谢眺为代表的六朝纤弱之风,由阳刚之美转向阴柔之美,由健朗的气骨转向悠远的韵致,由豪迈的气势转向幽隽的情调,有雄浑凝重的格调转向清空闲雅的意趣。”并且他们诗中常对“幽”、“寒”情有独钟,如“空空古廊殿,寒月落斜辉。”(卢伦《长门怨》),“寒门带雪飞,日暮雁门关。”(刘长卿《送薛承矩秩满北游》)。写作技巧上,大历诗歌更加注重字句的雕琢,宁“显诗才”精加锤炼,而不求文字的浅显流畅。同是悲秋,杜甫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酣畅,刘长卿则用“寂寞江亭下,江风秋气斑”一个反复锤炼的“斑”字,本想表现秋日金色阳光与红木叶相辉衬而点缀江亭的景色,却不禁给人生涩之感。这难道不充分表现了大历诗人望求“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变革”精神?尽管他们的求变与“突破”并未见得比先前进步,但这份“不苟同”的开拓精神,值得称道。 大历诗风对突破盛唐诗风付出的努力,在今天看来并不成功,真正取得“创新”成效的是韩孟、李贺。创作技巧上有“郊寒岛瘦”的苦吟之风,将大历诗歌字句雕琢发挥到极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韩愈、李贺的求怪尚奇,重点是在审美和意象上对盛唐诗沉雄博大、气韵悠远风格的突破;还有韩愈的“以文为诗”,更是整个中唐诗人对突破盛唐诗风所取得的最大进展。“以文为诗”这个说法来自北宋沈括,“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儋,而格不近诗。”(《临汉隐后诗话》)今人阎琦对此有一个基本的界定:“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指诗多赋体(叙事体),好直说,以古文章法、句法为诗,以议论为诗,诗兼有散文体裁等。”(《韩诗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这样的诗风转变,只能是散文大家韩愈所能创。韩愈是著名的文、诗大家,他笔下也常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般酷似盛唐诗的名句,而他却创造性地把写散文的句法、用字融入诗歌的“新鲜尝试”,用字不计重复、比避虚实,如他写《落齿》“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余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完全似字数相同的散文句。还有他以议论为诗句:“木之就规矩,在梓 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符读书城南》)韩愈以文为诗的革新尝试,将中唐诗人为摆脱盛唐诗歌高峰而做的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层次。可惜不久,他的这份新尝试与他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样并未随之被人承袭,而是在宋人那里又得新生。 与此同时,盛唐的强大影响并未随着中唐诗人努力突破、变化而遗失,它的灵魂尤其在新乐府诗和众多学仿盛唐诗人作品中流传着。时至晚唐,这种影响重新回潮。尽管晚唐社会已盛事气数殆尽,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感,但盛唐诗歌中招牌式的深沉大气,流 转自然,关注社会民生、风物、历史的特色,仍留存在“小李、杜”与杜荀鹤、皮日休的字里行间。直到宋诗在面临“如何突破前代唐诗高峰”的重大课题时诗魂的真正过渡才实现,而殊不知在两百多年前的中唐时代,它便已有了一次次并不显眼的先声。 参考文献: [1]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12. [2]蒋寅.大历诗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阎琦.韩诗论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4]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 [5]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 [6]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ed44c2ba5c30c22590102020740be1e650ecca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