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风貌》荐读 郑义广 《唐诗风貌》是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业师余恕诚先生的一部唐诗研究的代表作。目前这本书共有三个版本，分别为安徽大学版、中华书局修订本和台湾文津出版社繁体字版（文津版书题为“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三者在内容和章节安排上略有参差，这里介绍的是中华书局修订本。 该书分为十一章，另加一个附录。前两章带有总论的性质，其中不仅高度概括了唐诗的整体风貌特征，而且深入剖析了这些特征的成因。如在谈到唐诗的“刚健特质”时，余师除了指出其拨正齐梁“宫体诗”靡靡之音的内在需求外，更着重从地域差异和民族融合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入手，去探寻诗歌风貌形成和嬗变的外在因素，视野十分宏阔。 第二章到第六章，循着唐诗的总体发展脉络，分别对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诗歌创作风貌做了简练而准确的勾勒，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各自特征的成因及相互间的联系与影响，将原本容易被孤立看待的各时期诗歌创作连成了一个紧密的线性序列。其中许多观点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中唐韩白诗风的差异与进士集团的思想分野”这一章，余师从唐代取士制度入手，在广泛吸纳前代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将中唐诗人分为以韩愈和白居易为代表的“儒学政教”和“世俗才子”两大类型，并对他们的特点进行了细致、深入地分析考辨，虽未必即为确论，但是纲举目张，使当时纷繁的诗坛顿时格局井然，目光独具，令人叹服。 如果说上面几章侧重以时间为轴的纵向究理，那么第七章到第十一章及附录部分则是放眼整个唐代诗坛乃至文坛的、分门别类的横向爬梳，虽然诸如“山水田园诗”“边塞诗”及“唐诗的分体”等都是“老问题”，但余师或言人之未能言，或整理前人零星、无意之论而发挥之，“惟陈言之务去”，每每给人以新的启迪。如李白、杜甫诗歌创作之于当时政治的关系，论者一般只会在解读具体某一首诗时顺带提及，并且多谈的是政治对其创作的负面影响。余师在此则一反常格，通过对他们在现实中的种种际遇及其创作历程的综合分析，有力地证明了政治遭际对这两座唐诗高峰创作上的正面作用，并进而独具慧眼地揭示出时代政治特征与诗歌创作关系的一般性规律。（见第七章“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此外，余师还在叶梦得、胡应麟、沈德潜、王闿运等学者点滴研究的基础上，系统阐发了“叙情长篇”的内含、特征及意义，指出其与叙事诗存在着的显著差异，弥补了唐诗文体研究中这个长久以来一直被忽视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唐诗的面貌及其价值。（见第十章“唐代叙事诗与叙情长篇”） 余师在论述唐诗所表现出的生活美和精神美时这样写道：“唐人不是靠把学问演绎成诗，也不是以思考代替生活。他们亲自置身于生活浪潮之中，对于时代潮流的涨落、生活的冷暖，有着直接的切肤的感受，从而表现了对于实际生活的最热心的关注和从中迸发出来的真正歌哭。”我想这也正可以借用来作为对其《唐诗风貌》全书风格的评价。这本书并不像现在的某些理论著作那样，简单抽取古今哲人提出的几个概念进行生吞活剥、故弄玄虚的演绎，而是扎根于中国传统诗歌研究这块广袤深厚的土壤中，通过归纳分析唐代大量的诗歌创作实践，结合与之相关的各种背景因素，从而得出一般性、规律性的结论，往往片言居要，给人醍醐灌顶之感。就这一点而言，颇得古代“诗话”之神韵，但它又远比“诗话”更系统，更深入，更理性，因此，许多观点也更容易为人理解，接受，信服。 为本书作序的刘学锴先生说：“恕诚为人，既恕且诚。他给人的突出印象也往往是其严谨谦逊、朴质淳厚的一面……”的确是这样。记得十多年前我读书的时候，余师早已是蜚声学界的唐诗研究专家了，但每次来给我们上课，他都会随身带着备好的讲义。不过他从不念稿子，只需偶尔瞟一眼要讲的题目，便能绘声绘色地讲上很长时间。他的课向来是主题明确，内容紧凑，绝少旁逸斜出，也从来不谈自己的光辉履历和累累硕果等与课程内容无关的东西。他的嗓门不算大，说起话来不急不躁，讲课时声音也很少有抑扬顿挫的变化，犹如汩汩清泉、涓涓细流，难见澎湃浩大，却澄澈绵延、沁人心脾。 正所谓“文如其人”，这本《唐诗风貌》也同余师的为人一样，质朴，厚重，不张扬。全书没有刻意地发明或引用某些高深的理论，对问题的阐述也尽可能做到通俗、晓畅，却每每于字里行间透露出思想、智慧的光芒，不仅初学者可以借此一窥唐诗大旨，有一定学术造诣者亦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我想，这也许就是它能被一些高校用为唐诗选修课教材、一版再版、并被介绍到宝岛台湾的原因所在吧。 余师8月23日因病逝世于北京，如今再次捧这本书，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以我的学力，固不能窥探先生学问于万一；秃笔一支，亦无法尽展先生此书之奥妙。但是我坚信，每个潜心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像我一样，被先生那鞭辟入里而又平易近人的议论所深深折服。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aa7175a8d9951e79b89680203d8ce2f016665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