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论文1000字 我们主要从中国经济的变化、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如何应对变化等方面分析有关问题。 （一）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条件的变化 就中国经济条件的变化过程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1年的发展历程中，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角度看，有三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首先，过去40余年中国坚持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内涵是什么？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证明，其内涵是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并在这种竞争压力中培养主动应对竞争、积极赢得竞争胜利的强烈意识和能力。因此，没有引入外来竞争压力的开放是假开放。为什么要这样开放？因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经验教训就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只有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外来竞争压力才能激励体制创新和制度变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这也是参与国际较量和交锋的必要准备。其次，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变革，没有改革的开放就是假开放。现在中国提出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过去40余年对外开放的重点是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开放，未来则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发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雄安新区等，其重点是促进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衔接，实现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再次，对外开放的动力从来都是危机、压力和挑战。因此，没有压力的开放就是假开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讲不要浪费世界大变局带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不要浪费中美两个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中国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现代化的历史性机遇，对中国来说，这个博弈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那么，在对外开放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在过去40余年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总结和引起重视。一是在推动对外开放尤其是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同时，如何保持好“中国特色”的问题。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存在一个持续的主线，过去、现在、未来，始终都以“中国特色”为主线。当前，国际上开始拿中国特色做文章，称中国特色就是不按国际规则办事，中国要另搞一套、另起炉灶等。因此，对外要准确传播中国意图，如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要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但是美国则用“美国优先”“公平贸易”“对等开放”、保护主义来改变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二是在开放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的同时，如何保持自主可控。自主可控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强自主可控，即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创新生态，都是自主可控的。当中美在特定领域处于全面激烈竞争时，任何断供、撤资、限制人员往来、技术封锁和科技脱钩的威胁都不会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合作，今后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与国际接轨。这就是强自主可控，而强自主可控的部分必须是安全的。第二类自主可控是中自主可控，即中国的技术、设备、人才建立在国际开源的平台和系统上。这在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但是在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则有可能产生问题，例如，美国把200多家中国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其长臂管辖的做法也使相关企业面临巨大风险。目前华为的自主可控基本属于这一类，即有自己的技术、产品、研发能力，但是建立在他人的生态系统之上，这种情况使其他国家很容易置中国企业于困境，就像现在谷歌对华为“断供”那样。第三类是弱自主可控。即技术、产品、设备是基于别人技术的授权，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9年日本对韩国三种半导体材料“断供”，这会使韩国企业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三是在对外开放中如何保持安全和防范其他系统性风险。最重要的是在金融、能源、粮食、科技、信息、生物等各方面，如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对此，我们都不能抱有丝毫幻想，外向型企业也应该有应对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要研究外部世界可能对我产生的影响，并要有必要的对策。 （二）国际环境 辩证看待当前国际环境，首先，从经济层面看，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2018年7月，IMF预测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是3.9%，而2019年10月，IMF对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到了3%。3.9%的增长率不仅高于2018年的3.6%，而且高于1990—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3.74%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结果，但是3%的增长率则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水平。因此，从当前国际环境来看，最权威的国际组织对当今世界经济前景的判断从非常乐观的预测下调到最悲观的预测，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发生了经贸摩擦，而且延伸到科技、规则等领域。在2009—2018年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4.8%，中国则是34%，两者合计接近60%。中国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与102个国家有贸易逆差。两个最重要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遭受损失最大的是整个世界经济。因此，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和普遍焦虑，大家不知道世界会向何处去。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了世界格局。回顾一百多年前发生过什么，从1870—1913年的经济全球化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新兴经济体美国和德国由弱到强，当时的霸权国英国和法国由盛转衰，实力对比变化引发了矛盾和冲突。20世纪30年代，美国挑起贸易战导致全球贸易萎缩了66%，美国经济大萧条导致世界债务链中断，德国经济崩溃等。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现在会不会发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发生过的情况，如果发生类似情况，对中国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怎样的风险和冲击。 在G20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避免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7]对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也同样要重新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历史上，一方面，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把握开放期的机遇就能驶入兴盛期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历史上风险期也往往与开放期相重合，全球化已经进入“下半场”，中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确实正在显著上升。中国的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在风险期则需要研究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期。其新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变局中危和机同时并存，二是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当前国际环境对中国来说是必须要面对的，美国人说中国是一头大象，不能再躲在蚂蚁的背后。中美博弈可能是中华民族复兴必须面对的一场大考。所以从多轮贸易磋商的进程也可看出，为使美国与中国真正从非理性对抗到理性合作，中国需要做好长期的准备，以应对各种最困难的复杂局面。 （三）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变化 回顾历史，事实上就是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全球化倒退和保护主义泛起，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第二个变化是大国关系。一百多年前美国和德国经济快速崛起与英国和法国经济的衰落，导致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最终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现在面临相似的场景，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面临同样的较量。第三个变化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一百多年前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1870—1913年，英、法、美、德四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本轮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颠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基本格局，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三个变化都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怎样面对，在冲突和对抗的风险中如何实现复兴，在大国博弈中如何实现复兴。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拿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当下的中国经济，其前景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比如，2018年广东的研发强度、GDP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以及研发投入经费规模等，均超过江苏。虽然2018年广东的人均GDP是8.64万元，江苏是11.52万元，江苏发展经济的基础和实力好于广东，但是如果继续用旧的动能、旧的结构、旧的模式推动发展，就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就会出现后劲不足的问题。今后，中国能不能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转变为第一动力，形成新的动能、新的结构和新的模式，这决定着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地位。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04888e702d8ce2f0066f5335a8102d277a261f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