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意文学的时候，情形和此刻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无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避世。我也并无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却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专门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嚷和招架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很多，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明白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嚷和招架，必将至于偏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可是得不到。记适那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功夫了，如此的有五六年。为何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没必要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样子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另外的预备，一点也没有。 可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何”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连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需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做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发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感觉够将意思传给他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此刻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坚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式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述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以后，总要看两遍，自己感觉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必然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知道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当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②。 所写的事迹，大略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乱说的。 不过如此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情形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以后再来写，性格或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述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半途去看报章，见了一名道学的批评家③解决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没必要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损坏了。但这些处所，除自己，可能没有人会觉到的，咱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超卓④。 我想，若是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够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实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使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便细得传神，也毫无心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式，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概抹杀各类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孤芳自赏，或感觉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需坏处说坏，益处说好，才于作者有利。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他人的作品，却很有能够借镜的地方。但自然，我也同时必然留意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尔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种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算了。 三月五日灯下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19a383282eb6294dd88d0d233d4b14e84243e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