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择日》之概述 我国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择吉书很多，一般假托诸葛孔明、鬼谷子、张天师、李淳风、周公、袁天罡等先贤之名而作。《玉匣记》即是其中的一种。而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颇大的则是《玉匣记》。 古代先贤之名作显而易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它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其版本内容包罗万象，从祭祀、嫁娶、赴任、出行、开张、耕种、眼跳、耳鸣、占梦、秤骨，甚至是相猫纳犬等，各种奇奇怪怪的占卜之术,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关资料。凡卜筮之道,首重当下之机变与应用,不可拘泥于术，仅供参考。 在我国民间——尤其广大农村，几千年来，广泛流行一种择吉习俗，即无论干什么，诸如祀神祭祖、婚丧嫁娶、播种收割、修造营建、开市立券、出门远行、上官赴任、甚至裁衣缝裳、剃头洗澡、剪甲修足等等，都要选择一个“黄道吉日”。与此相应，社会上也流行一种叫做“通书”或“择吉黄历”的择吉书，以应大众百事之需—一人们将它们置于案头枕边，遇事便查上一查，从中找出行事的“黄道吉日”来。 古代择日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即依据理论而择日。而理论吉凶日是根据各类神煞运行出没的规律，运用一定的方法推导出来的，所以称为“理论吉凶日”。而择吉术从方士们的枕中鸿秘逐渐演变为民间习俗，给人们日常行事提供简明易知的吉凶宜忌指导，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古代择吉众多的择吉书，乍一看似乎光怪陆离，荒诞不经，无实际意义。但其内容之依据却是古人的学术义理，有据可查。诸般吉凶宜忌之说，并非方士们的随意杜撰和信口胡言，而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推衍出来的。其理论大略为： 一、天地之间有许多神煞，比如从二十八星宿的演变，到唐代步天歌《丹元子步天歌》的描述，以三垣二十八宿为主体，共三十一区（从角宿至轸宿，然后为太微、紫微与天市垣），介绍每区包含星官共283个、描述恒星数目共1645颗，这些星与其位置，其性情有善有恶，或善恶兼具。 二、恒星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古人们从历史进程中，从事件的发生，到当日值日之星，慢慢地赋于其内涵，归纳出吉凶，在人们没有认识之前，号之为星神、诸神、神煞。神煞会干预、左右人间事务，而其能力有大小强弱之别。 三、诸神煞在太空，依据日、月、地球，各自按照自身的运行规律轮流“值日”，处理人间事务，实际也是人们在浩瀚历史中，依事件发生所当“值日”星神对此的表现。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表现。 四、诸星神被人们演绎、归纳后，并随历史的不断推移，慢慢地又赋于历史人物而冠之。《封神榜》就是历史中的一种表现和结果，包公、关公也是历史赋于的结果。有善就有恶，善即喜神，恶即凶神。在一年之内，每日都有若干不同的神煞当值，而该日行事之吉凶宜忌，即由诸当值神煞相互作用，或冲突或合和，或牵制或平衡，最后综合决定，左右着人们的事务。 综上可知，择吉之学，要点不过两端，只要记住诸神当值的时间，只要记住诸神的吉凶，明理诸神出没之时，分辨诸神善恶之义，就可运用自如了。一是要掌握各种神煞的运行规律，排出一年之中各日之当值神煞；二是要依据各种神煞的当值情况，综合判断各日之吉凶宜忌。 古代择日之法也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地演变，并为不同历史朝代而服务，皇朝为了统治民众，对择日之法也是不断地加以完善。表现突出是唐朝时期，唐 朝的强盛，统治者为了千秋万代，从民俗文化中的择日，加以规范、完善，并对众多的门派择日进行整治，这一点从《三垣歌诀》、《二十八宿星歌诀》可得到证明。由于三垣二十八宿具有自然科学性，是自然的具体表现，一直沿用到现在。相比较之下，清朝的《周堂图》比唐朝的择日之法更为简洁，实用，方便。但从相关记载中可知：所谓《嫁娶周堂》中的夫、姑、堂、翁、第、灶、妇、厨八个字，其实就是伏羲先天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卦的翻版，仅只是指伏羲先天八卦的方位而言，古籍中早有记载。另一方面由于其没有一定的科学性而得不到沿用。可以说，任何择日之法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先天八卦，日月五行，三垣二十八宿，黄黑道十二月建等反映自然科学的理论，是古代、现代、将来择日的基本理论和基础。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4478488cc22bcd126ff0cb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