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高瑞泉读后感 孟子说“观水有术”，观思潮亦是如此。任公以为有清三百年，是思潮“最切著之例证”。但20世纪其实有着更为恢弘、复杂和典型的思潮运动，只是彼时这一运动尚未充分展开，任公身处潮中，也不大能够获得有利的观察位置。今天，21世纪即将迈入第三个十年，对于上个世纪的思潮运动，理应具备了进行整体性认识的一定条件。所以高瑞泉先生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高瑞泉等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4）“导论”中说：“本项工作虽不敢自夸是对诸多研究工作的全面综合，但却以综合的标准来要求自身。我们希望借助这项研究工作，对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达到某种‘通观’，即整体性的认识。” 综合的工作以尽可能丰富地占有史料为前提，故而需要实证史学的助缘；但综合又不只停留于实证的层面上，因此“通观”并不求“全”，即并不追求对史料求全责备的梳理和对人物、事件个案的枚举。本书以“思潮研究”而非以“思潮史”为题，便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通观”所追求的目标最终是哲学性的，亦即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用作者的话来说，是“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作整体性的反思”。从一般人看来偏向于实证史学的社会思潮研究出发，而力图达到一个哲学性的目标，是本书的特色所在。 细心一点的读者会发现，本书的英文标题是“On The Intellectual Trends in China, 1895-1995”。在作者看来，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涵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全方位变革的“革命世纪”，它始于1895年，终于1995年，因而与纪年上的“20世纪”并不完全重合。中国自近代以来，时代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具体表现为各层面上的“古今中西”之争。而如果我们在现代化叙事的视角下将这一问题转述为“现代化的追求”，就会发现它内在地包含了两个子问题：“我们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前者关注现代文明的动力来源，后者则关注现代文明的秩序原理。所谓“革命世纪”，其内在含义就是“动力的追求”成为社会思潮的中心，虽然这一时期同样不乏哲人们对新秩序原理的思考。而在“后革命”时期，随着中国的经济起飞和现代性问题的凸显，社会思潮的中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移：“动力的追求”开始让位于“秩序的重建”，包括社会生活的秩序和意义世界的秩序，其更广阔的背景则是世界秩序的变动和在全球环境危机之下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兴起。新秩序原理的构建，虽然目前以儒学（甚至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复兴思潮为其主要形式，但显而易见，这仍然是“一场正待充分展开的讨论”。基于对社会史与思潮史之间内在关系的把握，通过“动力秩序”“革命－后革命”等核心观念对时代问题和时代走向进行总体性的判断，构成了本书“通观”的第一个层次。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710e7e0baf3f90f76c66137ee06eff9aef849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