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的理想职业是政治家，为此他苦读多年，终于入诞生过多名政治家的东京大学系。但大一还未结束他就决意退学，理由是：“在同学的观念里，进了东大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毕业之后既可以从政也可进入名企，所以他们习惯了窝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我要接触社会，我要观察世界，这才是成为政治家的必修课！”他希望申请国外奖学金，换个环境读大学。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贫困的家境让他只能选择物价不高的地方。 贫二代、农二代 加藤嘉一的理想职业是政治家，为此他苦读多年，终于入诞生过多名政治家的东京大学系。但大一还未结束他就决意退学，理由是：“在同学的观念里，进了东大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毕业之后既可以从政也可进入名企，所以他们习惯了窝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我要接触社会，我要观察世界，这才是成为政治家的必修课！”他希望申请国外奖学金，换个环境读大学。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贫困的家境让他只能选择物价不高的地方。 2003年，加藤来到了北京大学。一句中文都不懂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学语言的最佳途径：“每天早晨开始跟学校里卖冰棍的阿姨比画着聊天，聊到下午5点找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读，晚上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夜里11点听广播里各种人物访谈。”一两年后他就学会了在不同语言系统间灵活变换，不仅能穿插着京味儿说流利的中文，还能用精准的官方措辞给中国媒体供稿。徐小平曾邀请加藤嘉一担任新东方顾问，给大学生讲怎样学外语。他说：“很简单啊！一不要光听BBC和CNN，二不能只看美剧，三不要花钱报任何培训班。”徐小平马上不说话了。 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里跟加藤最要好的几乎都是来自贵州、内蒙古、新疆的贫困生。“因为我跟他们经历相似，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跟他们更合得来。”19岁以前，加藤的生活异常艰辛，他自嘲为“贫二代、农三代”。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多次。他13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他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 在东大时，加藤嘉一身边99%的同学都有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所以来到中国后他依然习惯性地选择去北大门口的麦当劳打工。也正是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跟中国人建立团队合作，如何跟不同文化素质、价值观、道德水准的人磨合。身旁的同学纷纷侧目，让加藤很不解。在他看来麦当劳、肯德基是最适合锻炼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我就奇怪了，精英怎么就不能去底层锻炼一点都不矛盾啊。在那里你要跟所有挑剔的、宽容的客户打交道，还必须态度良好，因为你跟他讲逻辑、玩语言游戏是没用的，客人不会国为你是大学生就宠你惯你原谅你，这样你就能慢慢学会控制情绪，这是在其他实习场合学不到的。” 加藤还把他的“麦当劳打工论”推广给贫二代同学。大三时他的死党——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的男孩申请去早稻田大学交换一年，却因为东京高昂的生活费差点放弃。经过加藤的“洗脑”，他在早大附近一家居酒屋找到了兼职，每天除了学习至少要打工5小时。他最终顺利完成学业，今年毕业后去东京大学攻读博士。 “中国大学生总有一种乌托邦式的逻辑，所以一旦遇上工作环境不佳、同事不好相处、领导要求苛刻，他们就立刻辞职不做。”在加藤眼里中国大学生缺乏生存和社交能力。他说：“我们读大学无非就是寻找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弄清自己跟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麦当劳打工比去高盛实习实用多了。他们才给我惊喜 作为一个立场要接触社会、观察世界的大学生，加藤做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调研。有些与他的专业相关——譬如十几次去中朝边境走访当地居民，更多的与学术研究毫不搭界。他看不上周围同学所做的大多数调研：“现在的大学生搞调研非得要资金、媒体曝光率，与奖学金挂钩，只去特别有名气的地方。其实哪里都可以做有价值的调研。” 北大南门外开复印店的、卖水果的、游击队式卖盗版光碟的，都是加藤的调研对象。他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进盗版光碟的渠道、小店如何合理避税等。“最好的调研方式就是不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在调研。所以我从来不会告诉对方‘您好，我是北大学生’，而是用最自然、最平等的方式跟人聊天。”有时候他会拎着啤酒请农民工喝，装作随意地问对方：“在这儿干活怎么样？”实在没法接近距离了他会故意撞人家一下，然后“哥们，对不起，你没事吧”开头。 加藤热衷于跟社会底层的人沟通：“当我跟北大同学聊天时，他说上半句，我经常能迅速猜到下半句。我们的学习经历决定了思维方式是非常相似的。但当你真正跟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时，你会有很多惊喜，能不断激发并体质好奇心。”所以，当同学邀请他一快参与调研项目时，他总是拒绝，“因为很多中国大学生都有一种精神洁癖，会自动地把很多人群排除在愿意对话范围之外”，而这样的调研是不完整的。 尽管很多调研是没有报告、没有结果的，但加藤尽量通过其他渠道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身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2007年底，他去贵州省某县调研，发现国家推行的免除农村义务教育书杂费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于是在一次与中央领导人见面时点名道姓地说明了当地的情况。 加藤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受到中国官方、媒体和大学生的欢迎，是因为他的写作是中国人想看、想听、想深入思考的。尽管此前很多外国人都表达过对中国的看法，但大多只停留在批判中国人的社会公德上，把自已成当旁观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旁观者，我是当事人，我跟中国大学生一起上课、实践、调研，而且我谈论的话题者是大学生关注的，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7.5事件，任何一个中国大学生都很感兴趣。“为了做一个合格的、无偏见当事人，加藤从来不使用尖刻刁钻的语言，他觉得这也和日本人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所以不会引起中国年轻人的震怒和反感。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经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a5b3da380eb6294dd886cb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