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妖魔化被神圣化的鲁迅——读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 鲁迅先生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人，但他并不为任何时代的人们所接受。无论褒贬，大多是在借先生的尸骨来谋取某种利益。正如四川诗人李亚伟在那首《中文系》写到的一样：“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而鲁迅先生在各种话语的包装与打扮下，其本来面目还在否？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虽然“被围剿的鲁迅”与“被神化的鲁迅”是不一样的，但我以为这恰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已。他们并没有触摸到鲁迅的真正脉搏，也许鲁迅是无法真正被阐释的灵魂，他的存在独独证明了文字书写的单薄与无力。然而为了不至于虚无化鲁迅，我们还是需要用文字来为鲁迅先生招魂，为先生筑一座文字之《坟》。 近年来，坊间关于鲁迅的著作确实不少，但真正热爱鲁迅的著作可谓少矣。坊间关于鲁迅的著作虽然都打着歌唱鲁迅的旗号，其实意在借鲁迅的名声来捞自己的私钱，哪里是真正喜爱鲁迅呢，正如评论家李劼所说的那样：“鲁迅研究弄到后来只见研究者不见鲁迅”。这些著作是可以不看的，真喜欢鲁迅，直接面对他的著作即可，不必通过其他人对他的阐释。不过人世间总有意外，并非全是无聊，也还有些有意思的东西存在。最近读了一本关于鲁迅的著作，大可谈谈，然而也颇犹豫，自己是否也是“在借先生的尸骨来谋取某种利益”呢？这是不好保证的，不如“王顾左右而言它”耳。 一向喜欢林贤治的文章，大作《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我读了数遍，也确实收集了不少林氏的书。林贤治的新著《鲁迅的最后十年》面世已有一段时日了，我是最近才看到的。书写的确实痛快淋漓，把笔墨集中于鲁迅先生的“最后十年”，力图在文学以外描摹鲁迅的形象，展现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真实一面。看看林贤治给《鲁迅的最后十年》一书的篇章所起的标题就可知道论述的重心与宗旨了。这种描摹鲁迅的写作方式是前无古人的，具有独创性的开拓意义。这样的写作方式一方面为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十年勾勒了其具有的重大社会思想方面的意义，同时照印着“当下性”的现实价值（就是说当下诸多思想领域的论争皆可在这里找到源头）。不过上海批评家王晓渔认为：“《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最有价值的是‘引文’而不是‘正文’。鲁迅的文字比关于鲁迅的文字更精彩，可惜前者经常被后者断章取义。” 可能是身世仿佛的缘故，也可能是性情上的原因，林贤治几乎完全以鲁迅为楷模，他爬梳历史，注重译介，热心出版，扶植新人，且一直关注着当下百姓的生存状态。林贤治可以说是当代文坛里极少数几位深谙鲁迅精神的写作者。学者摩罗也认为：“林贤治真正深入到鲁迅的内心，对他的理解准确而细腻，堪称鲁迅的传人。”由于对鲁迅近乎信奉的热爱，一方面是能够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接近鲁迅，深入到鲁迅的内心；但另一方面就陷入了美化鲁迅的境地。这其实不难理解，过于偏爱就容易产生盲点。作为个人来说，偏爱无可厚非。有人喜欢鲁迅，有人喜欢胡适，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把个人喜好与学术研究融合在一起时，固然会有相契于心的亲切，也会有袒护自己所喜欢的人之毛病。 《鲁迅的最后十年》一书在谈到胡适之时，总是把胡适放在鲁迅的对立面，连用词都带贬义。譬如“胡适之流”这样带有贬义的称谓，无疑是先在主观上对胡适下了结论。联系到林贤治在另一篇文章《鲁迅三论》里的论断：“被尊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不就是一个廷臣吗？”不免让人对林贤治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客观立场与公正性产生怀疑。在谈到创造社时也是这样的，作者写道：“由创造社元老成仿吾挂帅，纠集了刚从东京留学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诸人，”请注意“纠集”一词，这明显是个贬义词，相反写到传主鲁迅的时候，决不会用到“纠集、之流”这样的爱憎分明的词。 其实《鲁迅的最后十年》里面还有一些美化鲁迅的地方，譬如把鲁迅在中山大学的辞职说成是抗议国民党的清党之举，已有学者指出：“鲁迅的辞职与国民党的清党实际上并无直接联系”。鲁迅自己在致章廷谦信中已经做了说明：“事太凑巧，当红鼻（指顾颉刚）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另据熟人回忆，鲁迅当时听到有关他‘亲共’的流言后，曾写信给广州市公安局长，表示随时听候逮捕。公安局长回信安慰他，但他仍显得烦躁，愤懑。（尸一：《可忆的旧事》。参见王晓明《鲁迅传》第138页）这些种种自然无损鲁迅先生的伟大，但确实也不必去美化或粉饰它。 鲁迅与胡适的恩恩怨怨几乎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重心所在，也难怪林贤治对胡适不抱好感。诸多论者基本上是顺着鲁迅当年的思路，说胡适批判国民党是“小骂帮大忙”。学者谢泳对此有过认真细致的梳理，在《怎样理解胡适》一文中就曾列举过大量原始证据澄清这一事实：“许多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看法的人，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否定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性，以为他们那种独立性是虚伪的。对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只看见他们和政府合作，就以为他们是卖身投靠了，而更要看他们给政府出的是什么主张，这些主张与他们一贯的思想是否相符。就以胡适和傅斯年来说，蒋介石个人对他们确实有知遇之恩，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层关系，就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他们在向政府直言时和他们在野时的主张是一致的。从胡适和傅斯年一生的政治选择来说，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是没有改变过的。” 《鲁迅的最后十年》应该说是瑕不掩瑜，其体例也独异而有自己的特色。“凡是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与鲁迅有密切交往并对鲁迅的创作和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其照片和评介文字都被排列于书页正文的一侧，重要团体所办的刊物以及记录国外政治和文化史等重要内容的图片资料，也都一样随机附于书页正文一侧，他们连同大量的鲁迅照片和手迹，既构成对此书的注解，又勾勒出《鲁迅的最后十年》一书所涉事件和思想所产生的具体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这确实是一本关于鲁迅的好书，它因偏激，不中庸而让人产生对话的欲望。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逻辑消失的地方，才会诞生思想。”《鲁迅的最后十年》大约就是这样的思想作品罢。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07ddfbd02768e9950e7383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