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孺童 一位学者的藏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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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孺童 一位学者的藏书经

作者:陈晰

来源:《中华儿女》 2019年第8



最初买书是为了研究,现在仍然是如此。他正在遴选收藏中的精品,并陆续撰写相应的研究文章,以待将来结集出版,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无穷魅力

王孺童先生虽然刚逾不惑之年,但是他著述颇丰,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毫不为过。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国民阅读经典》系列丛书中,王孺童一人就有《百喻经译注》《金刚经·心经释义》《坛经释义》《道德经讲义》四部著作。不久前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王孺童集》,是多达18,750万字,涉及佛学、散记、艺评、诗词、音乐、诸子、史籍等诸多领域,很多没有见过面的读者还以为他是个白发须眉的长者。

除了学者的身份之外,王孺童也是一位藏书家。从读书,写书,用书,再到藏书,王孺童对于古籍善本的研究、热爱也日益深厚。

为“用”而“藏”

聊起与古书结缘的原因,开始是为“用书”而“藏书”。出生于书香世家的王孺童,从年轻时起就开始了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精读与参悟。22岁时,他便应中华书局邀请,对一部佛教典籍《比丘尼传》进行整理,他一共参校了10多个版本的《大藏经》中所收录的《比丘尼传》,对其中提及的每个人物、寺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将其他典籍里的相关记载汇集到一起,历时7年完成《比丘尼传校注》。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佛教史中出家女性研究领域的空白,王孺童也因此创下了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作者纪录。

在著书的过程中,少不了对各类文献的考据,这就需要经常翻阅古代典籍。频繁地去图书馆借书或是查阅、复印毕竟不太方便,也太花时间,故而使得“凡是要用到的书,自己就都要有”成为王孺童的习惯。因为要用的书往往都是“大部头”,这也成为了王孺童最奢侈的一个习惯。

仅《比丘尼传校注》这一本书,他所列的参考书目近一百多种,都是他书斋里所藏之书。光《大藏经》,他就拥有《房山石经》《高丽藏》《碛砂藏》《洪武南藏》《永乐北藏》《乾隆藏》《频伽藏》《普慧藏》《大正藏》《卍续藏》等十部,满满地陈列了一大间书房。《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集,如同《四库全书》一样,完整的一套就有上百册书,更何况是十套,花费自然不菲。王孺童说,这也是圆了自己幼时的心愿。“初中时,我在北京广济寺里第一次看到一套日本出版的《大正大藏经》,当时就想自己这辈子要能拥有一套《大藏经》那该多好呀。现在,不同版本《大藏经》的藏书量,恐怕除了公家的图书馆,就个人来讲,我算是最多的了。”

藏书有“三变”

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出版物和古籍影印本还是有限,为了看到一些还未公开出版的古代书籍,王孺童便开始购买真正的善本古籍。

谈起藏书的心得,王孺童说,任何事都有从入门到精通,逐渐深入的过程。“王守仁的治学有‘三变’,黄宗羲的人生有‘三变’,而我的收藏之路也经历了‘三变’。”王孺童娓娓道来。

最初,王孺童刚刚对古籍收藏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个时期大多是收藏清代的古籍,以清“康雍乾”三代的“精刻本”为主,尤其是“集部”的各种诗文集,其中又以“写刻本”为佳。所谓“写刻本”,就是用软体字,比如楷体誊写上版而刊刻的书。这种书看起来比一般的宋体字,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故而更为近现代藏家的青睐。当然,这里有一个误区需要澄清,其实就算


是宋体字的刻书,也是需要人工手写上版的,只不过后来约定俗成将软体字刻书称为“写刻”。他所收藏的书,要求是初刻初印,因为古籍是刻在木板上的,书版在刷印了多次之后,就会出现损,字迹也就开始模糊,而初刻初印的书,字迹清晰,纤毫毕现,更具收藏价值。在已经藏有像《笠泽丛书》《渔洋山人精华录》《六朝文絜》《金石苑》《蔡中郎集》“秦刻三子”等诸多清代名品后,王孺童开始对其藏书方向进行了第一次调整。

所谓“第一变”,就是藏书的重心从清代刻本逐渐转向明代刻本,其中尤以收集“闵凌刻”的套印本为主。所谓“套印本”,就是一部书里除了白纸黑字外,还有红、绿、蓝、黄等多种颜色。多色套版印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一大飞跃,堪与活字印刷相比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明代吴兴闵齐汲、凌蒙初两家,其刻本以朱墨二色、或三色、或四色,甚至五色套版印刷,版面疏朗,白纸精印,光彩灿烂,深为学林所推重,故为后世合称为“闵凌刻”。由于套印费工、费时,所以制作成本远远高于一般墨印的书,在当时也属于印量很少的高档书。关于闵凌二家当年究竟刻印了多少种书,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但从现存书目推算应该不下二百种。经过数年的收集,王孺童已经拥有了《唐诗艳逸品》《三经评注》《王摩诘集》《会稽三赋》《韦苏州集》等三十多种“闵凌刻”精品。然而就在此时,他又开始对其藏书方向进行第二次调整。

所谓“第二变”,就是藏书的重心从明代闵凌套印本逐渐转向清宫内府刻本。所谓“清宫内府刻书”,指清朝皇室敕修督印的各种书籍。由于这些书籍专供皇帝及皇室成员使用,故从内容到材料都不惜工本,通俗点讲就是用当时最好的纸张、颜料和印刷工艺制作的精品图书。王孺童对自己收藏的清宫内府刻书的品质要求很高,必须要达到“全品”的程度才会出手购买。像他收藏的清顺治《御注道德经》、清康熙朱墨套印《御选唐诗》、清光绪《真西山心经政经》等书,全都原装原函,纸白如玉,几乎都是书印制完成后即刻封存,没有被人翻阅过,崭新程度犹如现代

出版物一般。本应沉浸于古籍精美纸墨之中的王孺童,作出了其收藏之路最为重大的第三次调整。

所谓“第三变”,就是从古籍收藏转向了对碑帖的收藏。之所以称“最为重大”,就是因为这次调整其实是改变了收藏的品类。碑帖具有极高历史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历来被中国文人视为最具高端意味的收藏对象。由于同一块碑会有不同时期的拓本,时间跨度可能历经几百年,可各个时期的拓本基本字形又都差不多,所以鉴别拓本的早晚难度很大,即便是行家也难免会走,故碑帖又称为“黑老虎”。所谓“黑”,指拓本都是用墨捶拓而成的。所谓“老虎”,指一旦将时代较晚的拓本当成较早的拓本购买,那经济损失可能是上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犹如被老虎咬了一样。能够收藏碑帖的,可以说都是“高段位”的藏家了。

碑帖收藏相较于古籍收藏,除了要求藏家具备更高的文化修养和鉴别水平外,经济实力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购买一本好的碑帖,可能要花费十套甚至是百套古籍的价钱。像民国时期,北京的朱翼盦、上海的龚心钊,他们为了购买一本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均不惜花费五六千大洋。而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上海一座带天井的洋楼,也不过才几百大洋。为了购买自己心仪的碑帖,王孺童也不得已将自己收藏的古籍忍痛割爱,曾经就用三部清宫内府刻书换了一本《玉版十三行帖》(王献之书《洛神赋》)。他笑称,现在自己的藏书是越来越少,原来至少五个大柜子的古籍,现在连半柜子都不到了。俗话说有得就有失,虽然藏书骤减,但碑帖的数量却与日俱增。经过近十年的精心收集,王孺童现藏有明拓《张猛龙碑》、明拓《石门颂》、原石初拓《张通妻陶贵墓志》、原石初拓《元公》及《姬夫人墓志》、水后初拓《瘗鹤铭》、明拓《王居士砖塔铭》、明拓《契苾明碑》等诸多善本碑帖。

所藏终要普及大众

在经历了“三变”之后,王孺童虽然是以善本碑帖作为现在的收藏重点,但不是说古籍就一点不关注了。只要有好的善本古籍,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收入囊中。前两年,他就曾以重金


购得一套明寒山赵氏小宛堂所刻《玉台新咏》,由于书当时在上海,实在不放心邮寄,故而冒着高烧亲自坐火车去取。如此爱书,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了。

但热爱归热爱,王孺童并没有将这些珍贵的善本古籍碑帖据为己有的执着。他说,最初买书是为了研究,现在仍然是如此。目前,他正在遴选收藏中的精品,并陆续撰写相应的研究文章,待将来结集出版,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无穷魅力。

责任编辑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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