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发展过程及其科学内涵
说明:文章内容仅供预览,部分内容可能不全。下载后的文档,内容与下面显示的完全一致。下载之前请确认下面内容是否您想要的,是否完整无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发展过程及其科学内涵 作者:胡振英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7期 胡振英 (陇东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的一个科学化的历史进程。其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化、现实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四个方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具体实践;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48-02 马克思,在西方世界享有“千年思想家”和“千年伟人”之称。其人及其思想的影响力令世人瞩目,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其思想理论成为中国不断发展和崛起的主要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以及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决定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化进程,是一个不断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发展,才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的历史过程。可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作为僵化的教条,而是把它播在了中国的土壤,实现了具体化、民族化,并生根发芽,被中国人民所掌握。正如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发展过程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萌芽。19世纪中后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自守和腐败无能,西方列强纷纷发动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洒热血抛头颅,开始探寻救国救民之路。首先,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林则徐主持编译了《四洲志》,魏源在其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广泛介绍和宣传西方知识,试图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其次,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洪秀全主张办工业、开矿藏、兴银行,还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次,作为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另外,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可是,这些志士仁人的思想和主张在封建的中国都没有行得通,理想最终都泼灭了。原因何在?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理论作指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中国。它不但是科学的思想体系,还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当时一些主要的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生搬硬套,根本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创新,出现了“本本主义”,因而无法解决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后来通过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探索和总结,才使中国革命走向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萌芽。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形成。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就指出:“社会主义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2]之后,瞿秋白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应用要考虑中国国情,不可一日或缓。”1930年5月,针对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还未正式提出。其实,“中国化”的提法集中出现于1936年至抗日战争初期,为挽救国难,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针对当前中国知识界的现状,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中国化”的主张被逐渐提出。1936年,在推进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运动中,哲学家陈唯实写作出版了《通俗辩证法讲话》。他指出,要让听众明白唯物辩证法,就要使其语言中国化、通俗化。1937年,在推行新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哲学家张申府提出,推广科学不仅要中国科学化,也要科学中国化。在众多“中国化”的提法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对后世影响较大。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4]他认为,只有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国化、现实化,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此后,左翼知识分子柳湜也在《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我们不但要吸收,而且要使其中国化。由此可见,当时,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人民的幸福,许许多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对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思考与探索,虽然他们未能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但他们为其所作的付出与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定型。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5]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被很多人士掌握和运用,又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运而生!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941年7月,刘少奇又强调指出,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照搬欧洲各国的革命模式行不通。所以,只有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探索,直到延安整风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阐述。他强调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与解决过的问题。”[6]七大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形成,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实现的。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就在于与具体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化、现实化、民族化和大众化。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和现实化侧重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大众化侧重于用“中国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使其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换句话说,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彰显出巨大威力。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43d6d8a2b4ac850ad02de80d4d8d15abf2300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