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法尚法兼有尚意原因探微 一、书法成就 唐朝十分重视书法，其重视程度与宋代重视绘画的程度相当。李渊之次子，唐太宗李世民（597-649）颇爱书法，《唐朝叙书录》说：“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竟取。”并且首创以行书入碑，这可以称得上是古今帝王书法之冠。盛唐时期国力鼎盛、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书法风格由初唐薛稷、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四大家的清秀瘦劲，方整劲健趋向雄浑肥厚。同时出现了张旭、怀素两位书家，他们以狂草见称。张旭传世名作有《古诗四贴》，他被誉为是我国古代八圣之一。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怀素的狂草与张旭齐名史称“张颠素狂”宋代朱长文《续书断》说他是：“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不仅草书有传世佳作，在楷书方面也有了颜真卿和柳公权，他们以“颜筋柳骨”著称。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颇有造诣的书法家，有李阳、韩择木、蔡有邻、苏灵之、张从申等人。 二、尚法的政治目的 唐代书法成果众多，真草隶篆各有成就。从众多成就中看，有尚法之书，有尚意之书，书风多貌；尚法这一现象的出现要归因于唐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王羲之的字，羲之的字大气磅礴，在情感之中亦有理性。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由此可见其字虽是在酣醉之后即兴书写，仍然不失法度。太宗推崇王羲之的字还为了笼络有学之士。唐朝初定之时虽然是推翻了隋朝，但是对于人心的收拢归一实则是没有完成的。太宗推崇王羲之，是想借王羲之的书法名气，收拢文人之心，即他所推崇的也是天下人所喜爱的。不仅如此更是对南方学子的笼络。李氏一脉原是隋朝唐国公，势力主要在北方，因此，太宗需要推崇一位像王羲之这样一位南方人（原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属浙江绍兴）。南方学子习字多学王羲之，如此一来自然一呼百应。 除此以外，太宗设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以书法取士，要求皆书楷体。太宗以楷书取士，所有的文人都在写楷书，笔笔皆要有法度。文人十年寒窗但求一朝能中进士，考取功名，自然一呼百应。且有楷书典范颜鲁公之字，其人是位高权重，受人敬仰，其字方严正大，古朴雄浑。无论书品还是人品皆为天下楷模。至此，文人雅士在这种风气之下多习楷书，崇尚法度。 三、尚法的实用意义 唐朝初期百废待兴，急需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奏章数目多不胜数，皇帝每天日理万机，书写的工致整齐，有助于皇帝阅读奏折，提高工作效率，楷书字体多为方块，较之隶书更加可以排列整齐，笔画中减少波折使书写更加便捷。与行书相比，虽然楷书没有行书书写轻快，但是，行书的笔画连带容易在批阅之时产生误解。快捷与精确之间当以精确作为第一要义。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区的行书书体差别甚远，而楷书即便所学书家不同，然其改变多在笔画粗细和起笔收笔之处，与字形结构关联不大，亦便于识别。 唐朝初年，高僧玄奘远赴印度求取真经657部，在各地寺庙散落经书数量上数不胜数。又有众多文学著作，以唐诗最为有名，先有“初唐四杰”又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文采斐然。这些诗人所作诗句，深受广大学子的喜爱。无论经书还是诗文，在推广上只能靠文人之间手纸传抄。楷书是最好的传抄字体，它容易辨识，不易出错便于优秀力作的千古流传，在实践之中，文人雅士们也喜爱用此传抄。 四、唐书尚意的原因 唐代书法总体尚法，兼有尚意。唐朝对外扩张疆土，对内治国安邦，它是一个开放的兼容性强的国家，所以文学上才有李白的狂放不羁，书法上才有张旭，怀素的激情昂扬。这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朝代，它允许百花齐放。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4f931f1b6daa58da0116c175f0e7cd1852518e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