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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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其中不同的作品都给我不大相同的感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狂人日记》里的“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看我。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吃人的社会，让鲁迅发出震耳聩聋的呐喊：救救孩子！ 《潘先生在难中》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刻苦追求艺术上的"真切见到";善于通过精细而冷峻的细节描写传达小说的主旨。作品意蕴丰富,讽刺意味明显。它以20年代军阀混战下的江浙地区为时代和生活背景，通过一个小学校长潘先生在逃难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揭示了封建军阀的罪恶，同时也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卑怯、自私、苟且、偷安的思想弱点，塑造了潘先生这一患得患失、明哲保身、自私精明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截取了潘先生在逃难中的三个片断：一.在军阀混战中，潘先生丝毫不顾及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满脑子只是个人的得失和自家的安危。当他所住的让里地区受到战争威胁时，他张惶失措，丢下学校不管，带着一家人仓惶逃到了上海。在上海，他把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租界”看成是保护他们一家的“圣地”和“乐园”。在租界地的旅馆里，他不顾“刺鼻的油腥味”和“阵阵的尿臭”，竟自我陶醉地喝起了酒，吟起了诗。二. 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早上，潘先生一想到自己不辞而别，若是上司追究起来，就会丢掉学校里的职位。考虑到这些，他又不顾夫人的劝阻，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让里。为了“抢头功”，获得上司的“赏识”，他积极筹办开学之事。后来，学没开成，他跑到红十字会办事处去申请入会，还给全家领了红十字会徽章。三. 先写潘先生听到正安失守的消息后，仓惶逃入洋人的“红房子”里避难，后写战事停止后，潘先生为欢迎杜统帅而写颂辞。对人物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作细致具体的描摹，使人物灵魂真实地暴露出来，是这篇小说最主要的艺术特征。 《沉沦》描写的是一个患忧郁症的留学生，故事发生在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上个世纪清朝末年，那个时候东渡求学的爱国青年很多，然而本篇的主人公虽然东渡，却不是去寻访救国的道路的，封闭孤独的生活加上长期压抑的青春的冲击，使他不免忧郁竟至于性格扭曲的发展，最后就到了自己也不相信的猥琐沉沦，以至于才21岁的他就要走向自裁，在自裁前，他还有一段血泪交加的的哽咽：“这干燥的生活.......祖国啊，祖国啊，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在我看来，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爱国主义，不如说是写一个性躁动的年代，只是借着小说中几次出现的“祖国”字样，将小说的主题拉到“爱国主义”上面罢了。 《死水》采用了象征和反讽的艺术手法，全篇深刻揭露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表现了与这个黑暗政府势不两立的决心。闻一多先生通过写死水具体形象地揭露出了旧中国腐朽颓败的社会现状，表达了他对“死水”一般的旧中国腐败现实的激愤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迫切希望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另外，闻一多也是最早提倡和实践新格律诗的诗人，这首诗也是实践其新格律诗主张的范例。 朱自清散文：朱自清的早期散文，可分为写实议论和叙事抒情两大类。而我所学过的《荷塘月色》更是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而脍炙人口的佳作，代表了他的散文艺术的最高成就。文章借对“荷塘月色”的细腻描绘，含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为我们留下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徘徊前进的足迹。在整个写景过程中一直充溢着开始的“淡淡的喜悦”，但原文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后还有一句“峭楞楞如鬼一般”；仅此一句，就足以搅扰了温馨的美景，破坏了喜悦的心情。峭楞楞的鬼影带给人的只有恐怖，没有喜悦，就连那“淡淡的哀愁”也不会由此产生，更不会生出“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如此美妙的联想。尽管身处良辰美景，到底无法排遣“淡淡的哀愁”。“一个人在苍茫的月光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语中置一“觉”字，文章便增添了无穷意味；少这一字，则真成了自由的人，那就只有喜悦，没了哀愁。还有，“白天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中的两个“一定”，更能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难言的苦衷。 《林语堂散文小品选》林语堂的文章很有自己的风格，其散文、随笔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可谓是独具一格。林语堂的这种风格同他对文字的见解有关。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取掘取材料。”此话说的确实精辟，道出了文字的活力之源泉。林语堂曾先后将其散文、随笔整理成集，每一篇都折射出不同时期不同心境的林语堂，从青年时期的激愤到老年的淡泊，他所走过的心路旅程都用文字记载着，时间的推移和思想的的沉积使得他散文风格日见个性分明，幽默而机敏、淡泊而深远。手捧他的散文，读到得意处不由会心一笑，幽默处会忍俊不禁，深远处则回味无穷。有学者云：“林语堂的散文没有绚词丽语，也没有丝毫的说教成份，仿佛是知心好友间的娓娓闲谈，谈生活谈思想谈艺术谈情趣，在不知不觉中犹如一汪清泉沁入人的心脾，让人心旷神怡。尽管他的散文风格看似闲淡，却也并非散而无形，他对散文创作是有自己的追求。林语堂认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感情，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从他的散文风格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在创作中是力求达到他既定的理想化。因而，文如其人，从他的散文中便活脱脱走出一位自自然然，亲切闲适，学者式的林语堂来。” 有人说林语堂是斗士，有人说林语堂是隐者，有人说林语堂深刻博大，有人说林语堂浅薄平庸。学者王兆胜认为，林语堂的“快乐哲学”紧紧贴近人生本相，爱常识，喜务实，尊个人，重自由，从而给十分重视人的阶级性与时代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注入了更多的灵气与情趣。 《骆驼祥子》：。本文采用的是传统小说单线结构，以希望—奋斗—绝望—堕落为主线，生动形象地描写了祥子三起三落的一生。 通过这故事，我仿佛看到了天桥、鼓楼、白塔，是牌楼、街道、小巷，是车厂、大杂院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就是几十年前的老北京，但是这儿没有丝毫田园诗一般的快乐， 而是祥子的那双大脚马不停蹄地跑过大街，穿过小巷，烈日下，雨雪中处处有他艰难的身影。兵匪的鞭子，杨先生的盘剥，刘四爷的臭骂，孙侦探的明抢，洋大夫的冷漠，这是一座千真万确的地狱！最后虎妞惨死了，小福子上吊了，老马头倒毙在街头，祥子也终于穷途潦倒，逐渐消失在一座城门洞里……祥子的悲剧，是他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产物。我为这一社会的悲剧感到愤懑和无奈。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文中，弟弟傩送和哥哥天保都喜欢上了翠翠，翠翠的爷爷让翠翠自己做决定。故事的最后，天保出海遇难了，傩送也因内疚出海了，或者一两年会回来，或者永远都不。而翠翠却一个人渡着船。全文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钱钟书。它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怅 然若失。因此，它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我想说： 生活本就是一座围城，婚姻与事业、学习与娱乐、发展与落后、成功与失败，都是这座七彩城中的一种颜色，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种元素。当一切人和事因为努力和乐观而变得美好，当城中的色彩都均匀和谐时，那么这座围城就不再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和压力，而是一个幸福的乐园。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d9d02db83c4bb4cf6ecd1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