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名便可以得知这是一本着眼于中国清朝“叫魂术”的奇书，由美国现任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孔飞力所著。《叫魂》一书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作奖”。本书主要讲述了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难安。《叫魂》重在揭示一些历史问题，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 本书第一章中国窃贼传奇，由德清县的石匠、萧山事件、苏州的乞丐们、胥口镇奇事等几个民间故事引出了中国社会这一幽灵——名为“叫魂”妖术，即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整部作品顿时笼罩了一种神秘之感，也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了石匠、和尚、乞丐这些特殊的群体。第二章盛世详细介绍了“叫魂”发生的历史背景。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经济发展、劳动力解放、人口流动，同时也伴随着通货膨胀和地区不平衡发展，黑色妖术的阴影正蔓延开来。第三章或隐或现的威胁以中年弘历的一幅笑得并不由衷的画像展开来讲述，盛世下的明争暗斗使弘历面临更多的挑战，他通过镇压南方的妖党术士来去除江南文化的堕落腐败。第四章罪的界定通过南方和山东的案例阐明了《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告诉读者国家的关注中心其实是在于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第五章妖术恐慌的由来，顾名思义，本章对于“叫魂”的由来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对“妖术”的定义也更加明晰，即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的力量。第六章各省的清缴从弘历的行省官僚讲述了一些执法过程中的发现，最终得出结论，清剿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妖术，而是谋反。第七章妖首的踪迹主要讲述“叫魂”在中国的蔓延轨迹以及政府的围剿。第八章终结揭开了“叫魂”神秘的面纱，它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那么，包括妖术恐慌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呢？第九章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为我们给出了答案。第十章主题和变奏提出尽管邪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这也就是为什么“叫魂”会同时发生在王宫贵族和农夫平民身上，而发生的条件是因人而异的。 读起译本来非但不觉得晦涩难懂，反而觉得生动有趣，仿佛每一桩“叫魂”案都发生在眼前。通读全文，不难发现，在1768年3月至10月的这场妖术事件中存在着三个层次的恐惧和权力运作。第一个层次是民间的普通百姓，他们在妖术事件中地位最低，人数最多，是基础力量。正如《叫魂》一开头所说，“在1768年所谓的盛世，普通百姓生活在因人口暴增和高度市场化带来的紧张和焦虑之中。”当时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尤其是僧人、乞丐这些最底层的人民。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妖术是一种权利的幻觉，反映了人们普遍无权无势的状态。第二个层次是官僚体系，这可以联系到当下热播的一部剧《人民的名义》，清朝的官僚体系庞大而臃肿，“妖术”只是官员用以向皇帝邀功、建立政绩的手段而已，上奏报告时自然会把因此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第三个层次便是君主专制，弘历无疑是这场妖术的幕后黑手，所谓的盛世，往往危机四伏，皇帝面临着自己的危险——腐败的官僚和密谋的叛乱，所以当感受到一丝丝威胁时，便歇斯底里了，目的只有一个——维护自己的统治。 除了历史课本以外，我从来没有完整阅读过一本历史类书籍，并且受到如此大的震撼。《叫魂》以清朝妖术这一大事件为中心，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可谓是全国大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三联书店 1999 年出版的西方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教授所著 《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一直被我国法律史学界奉 为经典而倍受推崇。笔者 2004 年第一次见此书，当时仅做一则离奇旧案翻过。数年后重读，方觉该书内涵之厚重，堪称一部融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为一体的佳作。限于篇幅与水平，本文仅就该书的学术成就、写作特点、和其所揭示的历史意蕴与现实启迪予以探析。 一、非常之著 1984 年美国学者孔飞力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故纸堆里， 偶然发现了这段被“康乾盛世”辉煌所遮掩的史事，并据此写出 《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该书于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当年，便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的“李文森奖”。孔飞力教授用一种诱人且发人深省的细节描述方式，逐步揭开了隐藏于“盛世太平”表象之下的危机、恐慌以及歇斯底里。正如孔飞力在其中文版序言中所言，此书是在借“乾隆盛世”的叫魂之灾讨论“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和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有人把此书定位于“是那种易于读，悦于读的史学文本”，亦有人认为“该书以其独特的历史选材和分析视角，为历史研究或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该书译者之一刘昶博士指出“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台湾林富士先生则认为“从书名来看似乎是一本宗教史或社会文化史的著作。而从作者所使用的基本史料来看，由于大量的运用清代官方的刑事档案、官僚体系中的文书往来、法律条文和皇帝的硃批，因此，似乎也可以算是一本法制史的著作。”不论从哪个观点来评价此书，有一点是无可非议的，那就是对其学术成就的一致认可和推崇。在笔者看来， 该书写作手法独特，史料丰富，以小事件见大历史，由研究一起案件进而展示出案发当时清帝国的各个方面：人口、经济、生态 、与军事 ；市井生活、法律样态、与王权政治。 书中，孔飞力教授游刃有余地剖析出剪辫案中乾隆的复杂心态，即：对于江南“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的心理和意欲“建立对于江南踞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的决心，以及他“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对于任何挑战清帝国统治的杯弓蛇影的反应。孔飞力以 1768 年几个发生在江浙的剪辫案为端由为切入点，详细描述一股源自民间的恐惧是如何由下至上，由江南蔓延全国的。他不仅从多学科的视角来诠释社会事件、法律制度、王权意识，还透过其历史渊源、思维逻辑、产生与发展等原因， 来探究王权、国家、法制、与社会百姓之间关系的大问题，在发掘历史意蕴的同时昭示多舛未来。读者通过跟随作者梳理该案错综复杂的表象和联系，领悟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结构，从而全局性地把握剪辫案的真实面孔 ，并由此感悟诸多的启迪与警示。 二、非常之罪 该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里使用的‘蛊毒’和‘厌魅’两词直接来自大清律例，是官方在接获有关妖术行为的报告时极平常的公开反应。为什么官方不干脆对象下的流氓恶棍来一个清扫，然后在公开对他们起诉定罪呢？其原因就在于担心会引起恐慌。于是，谨慎小心在这里压倒了司法正义。”不仅如此，在最初六个月中对涉案人员实行的秘密追捕与这一时期大量的朱批奏折等一系列反应都显示了乾隆超乎寻常的审慎。其原因何在？ 另一方面，剪辫行径不见于《大清律例》任何条款——即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虽然在民间，剪辫行径侵扰了传统的男性尊严，是一种十分严重恶劣的对于他人家族的侵害行为，但仍被归属于道德范畴，不为国家成文法所调整。那么，缘何使得对这一案件的处理突破了道德的范畴被纳入严重的刑事犯罪？ 欲寻求答案，须从剪辫背后的种族意象入手审视本案。剪辫案中的剪人发辫的行径，具有着双重意义及影响：一方面乃违律之旁门左道，泛滥将危及民众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又触及大清削发令，潜在威胁到满清统治的合法与稳定。此双重意义及影响的合力，不断刺激着乾隆脆弱的神经。乾隆所投入之非常关注， 所启用之非常程序，皆源于这是一桩非常之罪。 由于《大清律例》的律文之中并不存在能够直接适用的“叫魂罪”，故对于“妖术行径”的定罪量刑只能采用类比推理的原则。孔氏将涉及妖术内容的律文归纳如下： “十恶之下——不道 礼律之下——祭祀和仪制刑律之下——盗贼和谋反” 虽然剪发行径未在成文法典之内，但其背后所隐匿的满人对于汉人的警惕与恐惧，使之在定罪量刑之时被升格为在刑律之下对于大清帝国的犯罪：“谋反”（刑律之下的对于“谋反”，是对名例律中十恶之下的“谋反”的延伸补充。）虽然妖术行径的实施者与受害者都是普通百姓，但乾隆却视其为引发全社会歇斯底里进而危及满清帝国的犯罪。可见，从案件伊始，身兼“首席原告” 与首席审判者的乾隆就牵引着了公众的视线。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对“亡国”与“亡天下”进行了区分。依顾氏之分类：本案中，“亡国”之罪是针对于国家的“谋反”；而 “亡天下”之罪是挑战社会基本道义与基本禁忌的“不道”。前者对应的是“种族意象”带来的政权危机，而后者则是需要安抚的公众恐慌。“从事件开始时，他（乾隆）极力回避提及大清削发令的政治意义，而单纯的将矛头指向集中指向妖术问题”——作为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国君，乾隆更加敏感的是对其统治权的挑战。所以，乾隆心底对剪发行径的定位，是妖人奸党的象征性反对满清王朝的行为，割人发辫不仅仅涉及妖术，更是谋反，他亲自挂帅举国清剿的原因和意义就在于此。孔氏认为：“乾隆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既以中国的礼仪方式担当着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的集团首领”。而从乾隆仅仅将对妖术案件的抨击与指控，指向“亡天下”之罪，“不道”之举，斥之为“惑众”，却避而不谈“谋反”，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实际上，“剪辫”这“非常之罪”，既非亡国又非亡天下。正如刘昶博士所言：“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後，案情真相终於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 四、中华之魂 这一场发生二百多年前的叫魂之灾，让人联想到的不仅仅是 700 年前轰动朝野的政党之争“阿云之狱”，更是 200 多年后发生的那场文化浩劫 。尽管相隔 200 余年，二者所具有相似性却令人震惊，而后者涉及的人数更多，冤案更甚，持续更长。孔氏指出，与剃发令相对应的中山装“明白无误地提醒人们：被征服者必须以遵从征服者的风格来表明自己的服从” 。“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刘昶博士评述道：“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於中国社会的土壤。”那么，这个所谓的“深植於中国社会的土壤”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在《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一文中，鲁迅先生将国魂一分为二：一是“官魂”，一是“民魂” 。二者孰轻孰重？先生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是故，中华之魂的核心在于“民魂”。于此，我们不能不正视那个使历史悲剧一再重演的“深植於中国社会的土壤” 的根源，那就是民魂的丧失！ 当民众的魂被唤走了 ，其自知自觉的意识也就消失了，而这一状况，最为“官魂”所“青睐”——因为这样的民众是最易控制和管理的。在本案中，乾隆和他帝国的仆人们就是这样轻易地牵引了民众对于妖术案件的视线方向。 魂者,心识，有灵用而无形者，归於天；没有魂的后果，是以不同的形式不断重复过去凄凉的故事，其未来是永无止境的惨状轮回。我们不是神，不可以预言未来，但“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 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搞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 此时此刻，不禁又联想到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忽然想到· 四》中幽幽地一句：“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愿先生上世纪的感叹不再重现！ 一、割辫之传说——重点在叙述1768年春在江南( 浙江、江苏、江西 )发生的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辫叫魂的案件。描述平民老百姓的心理状态、地方官如何审理的经过，以及分析案件发生的原因。 二、升平盛世——对外强中干、徒有空架子的乾隆盛世中期进行讨论，包括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结构、劳动力摆脱人身束缚、人口膨胀、物价浮动以及人员流动、出家人与流浪者遭受迫害和歧视等问题。 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威胁——回顾清朝初年剃发、易服、投充令的颁布与强迫执行以及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情景，不能不引起满族征服者对此产生的敏感，强调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煽动和同化与被同化，对于满族这个统治民族来说，是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同一无形威胁的两个侧面。 四、惩罚的依据——对照《大清律例》、《刑案汇览》等书所指出的清朝法令对“巫师、邪术、纤纬、魇魅、妖言惑众”等行为的格外警惕和严厉防范。 五、对巫术产生恐怖感的根源——讨论中国人自来对魂、魄的概念，以及对它相应的实践，特别着重谈到头发在巫术中所起的作用，诅咒与避邪，官民士绅对奸僧妖道的厌恶和恐惧心理。 六、遍及各省的一场大叫喊、大讨伐——指出当时由于乾隆皇帝本人的出面干涉，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对“妖道淫僧”的声讨，影响之大，波及河南、直隶(今河北省)等省和内外蒙古广大地区。 七、对巫师的追踪——叫魂巫术恐怖案这一事态的发展，延伸扩展到了陕西、湖北、湖南各省。 八、追踪之结局——谈论平民老百姓的诅咒，叫魂者的受审原委，应该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告，但结局却以不了了之。 九、“政治罪”(Political Crime)与“官僚君主”(Bureau—cratic Monarchy)——皇帝既运用常规的行政手段又任意采取异乎寻常的武断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da7579d27c52cc58bd63186bceb19e8b9f6ec9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