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化暴君 文字狱,古称“书案”,因文字得祸之谓也。乾隆末年,为史学家赵翼总结研究,归纳为“文字之狱”,尔后,便简称为“文字狱”。《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一、清朝的文字狱 中国历来有文字狱,而最残酷,最登峰造极的要数清朝的文字狱。而终清一朝,又数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最甚。本文研究清朝文字狱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首先,从文字狱的数量来。顺治帝在位十七年,较大的文字狱发生了七次;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十二次,雍正在位十七年,发生了十七次,乾隆在位六十年,发生了一百三十余次。如果按照文字狱发生的年平均次数,顺治是康熙的两倍,雍正是五倍,而乾隆则高达十倍,乾隆文字狱的总数则是康熙总数的十一倍之多。 其次,从兴文字狱原因来看。清朝兴文字狱有其特殊原因,清朝以异族入侵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算不得正统,部分知识分子存在着民族同仇敌忾的情绪,认为明亡清立乃“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反清复明武装斗争失败后,便在文字中表达思想。顺治年间,文字狱尚少。顺治二年,清王朝举行了第一次乡试,在河南中举者的试卷中有人将“皇叔父”多尔衮误写为“王叔父”,指为对摄政王多尔衮不敬,而将主考官革职。顺治四年,函可和尚带了一本记录抗清志士事迹的书稿,名《变记》,其后,刑部以“干预时事”将其流放沈阳。其为清朝第一人文字狱。而在康熙年间,则出现了《明史》和《南山集》两大文字狱。宗看顺治康熙年间,文字狱多是对明朝官吏及对明朝有好感,对清朝抵触之人。而雍正帝兴文字狱则多因为政治原因。雍正上台后,文字狱被雍正用来清除政敌、朋党。一切威胁他政权的人都被消灭。最重要的是年羹尧、隆科多案。而乾隆已经严重汉化。他兴文字狱主要为了统治,从思想上奴役汉人。乾隆初期基本没有文字狱,到乾隆中期,文字狱骤起,形成高潮,起因于孙嘉�奏稿案,让乾隆认识到必须强化对思想控制。乾隆十六年,社会上流传着伪托孙嘉�的奏稿,长达万言,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查了二十个月,发现伪稿流传全国各地。涉案千余人。不仅从思想上,乾隆在政治上亦从其父,从文字中剪除政敌。加强统治。 再次,从涉案人员来说。顺治时期多个人,如函可,株连少。而至康熙年间,则多是知识分子,因文字惹祸,除《明史》案为鳌拜等嗜血狂所为,康熙对《南山集》比较宽大,文字狱也少,且多汉人。至雍正时期,文字狱多为官员,且多为高官、诸王等。借文字狱集权。少量为反清复明的人,至乾隆年间,文字狱涉案人员就形形色色了,什么人都有。不仅上层的胡中藻、鄂尔泰,下层的也有。据统计,乾隆时期,一百三十余起中,就有酒店老板,经铺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师先生四人,算命先生三人,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疯汉十八等。打破了士大夫的“垄断”局面。 第四,从发展态势来看,顺治康熙期间还算比较少,而雍正时期渐多,乾隆时期繁荣。什么都可以做文字狱,乾隆四十三年,江苏生员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提到“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中,因用赦字被告发。乾隆最后批示杖一百,徒三年。 二、文字狱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就像龚自珍《咏史》诗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准确的反应了文字狱的作用:使知识分子回避思想政治,埋头于没有风险的学术研究工作。下面我们从文字学、目录学、校勘学来考察文字狱对文化的影响。 1、文字学 在文字方面,《说文解字》的研究以乾嘉时期为最盛,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说文》学。形成《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 段玉裁,师戴震,同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切磋学问,著述《说文解字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六书音均表》等。他探求古字、古形,疏证古义、本义;阐明形、音、义关系。桂馥作《说文义证》,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49c56d44935eefdc8d376eeaeaad1f34793116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