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文字狱经典案例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文网甚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而在封建社会中，清朝文字狱更是空前绝后。在清朝历史上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先后发生了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 什么是文字狱？文字狱就是统治者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大的像几十本的专着、诗文集，小的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语，不管是自己作的，还是抄别人的，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自然是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可以说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的“特刑庭”，是封建帝王进行政治镇压、钳制思想以巩固封建独裁统治的手段。 清朝最早发生的较大的文字狱，是康熙时期时的庄廷鑨《明史》案。庄廷鑨从明朝宰相朱国桢的后人那里，买来一部《明史》中《列朝诸臣传》稿本。朱国桢的《明史》已刊行于世，《列朝诸臣传》是未刊部分。庄廷鑨将它和自己所补的崇祯朝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补的崇祯朝历史，对满人有攻击之辞。公元1663年，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当时庄廷鑨已死，结果被刨棺焚尸。他的弟弟廷钺被杀;为庄书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杀。 南浔镇有个大富翁朱佑明，和吴之荣有私仇，吴之荣就嫁祸给他，说庄书序中所称“旧史朱氏”是指朱佑明，结果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也都被处决。此外，牵涉此案的一些官吏和书商、刻工、列名书中的人等等，有的罢官充军，有的处死，这个案子一共处死七十余人。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逮捕、受审、抄家、坐牢，判刑极重，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远，充军为奴，大多数是杀头凌迟，已死的人，就开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罪，株连甚广，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目不识丁，也一概“从坐”。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题签之人都有罪，所有与刻印、买卖、赠送书籍有关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牵连的自然有罪，没有牵连的也犯了“失察”罪。总之，一个案件的罪犯，常常是百十成群。而告发的人，如庄案中的吴之荣，本来是一个罢官知县，竟被起用，一帆风顺，官至右佥都，朱佑明的财产，也都归他所有。从此形成以检举揭发作为猎官敲门砖，有仇隙的利用文字狱来陷人于死地的恶劣风气。 康熙时期的另一次着名的文字狱是《南山集》狱，又称戴名世狱。戴名世着有《南山集》，书中采用了桐城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的材料，对南明诸王朝颇发感慨，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为书狂悖，结果戴名世被斩。此案根据原来刑部的判决，牵连三百多人，但康熙帝对汉族文人实行怀柔政策，所以只处斩了戴名世一人。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的特点。如汪景祺、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枬等人，因与雍正的反对派有些瓜葛，雍正就借机在他们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狱处死。 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文书)，着有《西征随笔》。年羹尧获罪以后，《西征随笔》也被扣上“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处死。 查嗣庭是隆科多之党。隆科多获罪后，查被参。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时，所出题目有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两本日记，说其中“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查在狱中死去，被戮尸枭首，其子坐死，家属流放。 谢济世曾注《大学》。公元1729年以毁谤程朱罪被参。雍正帝更指出《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文，是借以抒发怨望诽谤之私。但结果没有处死谢济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922c9f5f342336c1eb91a37f111f18583d00cc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