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桃园结义”及对后世的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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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桃园结义”及对后世的影响(一) 民间所言“桃园结义”,不见诸史料却是流传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回用了“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这样的回目,来昭示刘备、关羽、张飞非血缘关系的三兄弟真情,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对桃园结义来一番审慎的研究。前人往往关注该故事如何成为后人效仿的典范,而未曾全面的探讨。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对其产生、流播、影响作一番梳理、研究,以求就教于方家。 一“桃园结义”之渊源 现存所见讲述“桃园结义”的成型故事,最早是元朝建安虞氏至治(1321-1323)刊刻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该书因是当时说书艺人的讲话底本,为坊间所刻,所以内容极为粗糙,且只讲故事本身,回与回之间没有回目,其叙述桃园结义故事如下:关、张二人见德公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关公遂进酒于德公。公见二人状貌亦非凡,喜甚,也不推辞,接盏便饮。饮罢,张飞把盏,德公又接饮,飞邀德公同坐。三杯酒罢,三人同宿昔交便气合。有张飞言曰:“此处不是咱坐处,二公不弃,就敝宅聊饮一杯。”二公见飞言,便随飞到宅中。后有一桃园,园内有小亭,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次之,飞最小。从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这段故事的素材显然源自陈寿《三国志》,兹溯其本源见下: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有“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记载:“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费祎劝关羽时说:“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 《华阳国志·刘先主传》中亦有相类记载:刘备“善交结豪杰,年少争附之……河东关羽云长,同郡张飞益德并以壮烈为御侮。先主与二子寝则同床,食则同器,恩若兄弟,然于稠人广坐中侍立终日。”《关羽传》中还用了“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这样的句子《诗经,·常棣》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陈寿用“御其务”行文,借此暗示刘关张三人像亲兄弟一样团结对外。按陈寿本良史,所撰《三国志》有“信史”之誉,记载史实大抵可信。与三国时代相去不远的晋人常璩,也是位作史严谨的学者,其《华阳国志》,是我国首部地方志书,史料价值同样具有相当高的可信性。由此推证,刘关张三人当时有兄弟之谊是勿庸置疑的事实了。至于结义发生于桃园,杀乌牛、白马、祭天祭地、盟誓之类,当是小说家想像而言。但《关羽传》载关羽栖身曹营时,曹操让张辽去试探关羽到底有无心意留在曹营,关羽十分感叹地告诉张辽“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这似乎又说明他们曾发过誓言。无论怎样,史料种种零散记载成为了桃园结义的源头,一切关于刘关张兄弟结义的故事,即由此而衍生开来倒是确凿无疑的。 二“桃园结义”是如何产生的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亲朋好友之间,反目成仇比比皆是。甚至有不惜假为父子关系者,也能刀斧相加。如吕布先“大见亲待”于丁原,董卓进京后,又“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最终吕布一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亲兄弟之间如袁谭、袁尚,为了一己利益,而兵戎相见。当此之时,刘备、关羽、张飞这三位出身不同的人,萍水相逢于乱世,能“恩若兄弟”相处,确属难能可贵。像刘备虽已经沦落到“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但毕竟有“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这样一个曾经高贵的门第。这对于两汉时期讲求门阀等级的社会的环境下,竟有如此之举,无论如何也是对传统的大胆冲击。因为关羽、张飞二人,虽然陈寿没有记载他们是何出身,但二人的祖上是怎么也不能和刘备比肩的。是以明代以前,凡祭祀庙宇皆以刘备为主体,关羽、张飞、诸葛亮等都是配祀一旁。但自《三国演义》流行以来,这种状况就发生了变化,由桃园结义引发出的社会结义现象增多,过去的刘备庙宇名称也随之而变。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至迟在元代中期是出现了的,前引《全相平话三国志》已证。故事已经为民间接受而广为流传,甚至还有杂剧加速其传播。傅惜华先生编撰的《元代杂剧全目·卷六》辑录的“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剧目。傅氏记载:该剧“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证。《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三国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亦著录之。此剧现存版本有:(一)明万历间脉望馆抄校本,未题作者,北京图书馆藏;题目作:‘英雄汉涿郡两相逢’,正名作:‘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二)《孤本元明杂剧》本,第十五册,又作简名:‘桃园三结义’;据脉望馆抄本所校印者。”傅先生《元代杂剧全目》中所载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能确指到底是元代还是明代,只是笼统含糊称为“元明间”,将元、明两代并举,说明其出现时期不会早于元代中期,极有可能是元末明初,因为同时期的罗贯中《三国演义》已问世,其书之第一回目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历史上一种现象或者一个故事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或凭空出现的,往往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前已证“桃园结义”故事产生于元中期,流行于元末明初,这是一段非常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一个王朝的鼎盛时期,往往就是走向没落的开始。元末明初恰恰就是新旧王朝在变更前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元蒙贵族的统治因到了王朝末期而变得极为残酷,从而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全国为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但在各方的义军如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一方面与元朝军队奋战,一方面义军之间同时还进行着相互吞并的战斗,致使元末的斗争变得十分复杂,而在这复杂的形式下,起义队伍中的每个人也都会面临忠诚和义气如何取舍的种种考验。桃园结义流行于此时,反映了人与人之间讲求忠义的道德需求。据一些研究材料表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志图王”,曾参加了义军张士诚部并充当幕僚,但个人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故而发愤编写历史小说。将他参加义军的经历,加上个人的才智,编撰了《三国演义》。借助小说竭力呼唤重信守义,倾心塑造了汉末群雄,其中桃园结义三位英雄就倾注了个人情感,关羽还被塑造成了“义绝”。该书多处借人物之口来表明自己的爱憎,如借诸葛亮之口斥责魏延:“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 诚然,桃园结义故事并非罗贯中的原创,罗本成书时代晚于平话本,在编写的过程中,大量借鉴和参考元人平话本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加之本人“遭时多故”,痛恨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诈,是以罗本将“桃园结义”的故事描写的更加丰满而有意义。至此之后,刘备的家乡在其故事的影响之下,也就出现了以刘关张为主体的纪念祠宇———三义宫,俗称三义庙、三义祠。其产生的轨迹是:元人平话本创作于先,接着是元明间有关三结义的杂剧兴起,紧接着集大成或称最终定型的就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广泛传播。 三三义宫(庙)———“桃园结义”影响之产物 只讲义气不论出身的结合,当然受到社会普遍的欢迎。然桃园结义真正影响后人,甚至出现专门祭祀庙宇,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唐、宋人心中,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早已成英雄,反复出现在咏赞诗中。而刘、关、张三人有旷世难逢的兄弟之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将此作为独特的话题而重视。甚至在刘备、张飞故乡河北涿州,唐、宋、金时期也只有祭祀刘备的昭烈庙。现存咏赞刘备庙的诗,以宋朱熹《谒昭烈庙二首》较早。唐人或有咏赞昭烈庙诗,今未曾见。至金、元时期,歌咏涿州刘备庙宇的诗词、碑刻已然增多,如:金王寂诗《涿郡先主庙》、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周昂诗《谒先主庙》、元好问词《摸鱼子·题楼桑庙》、元陈孚诗《谒先主庙》、傅若金诗《涿州楼桑先主庙》、郝经诗《楼桑庙》、《书黄华涿郡先主庙阴》、《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王恽《谒楼桑昭烈帝庙》等,均以刘备或刘备庙宇为歌咏对象。今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内一通元代紫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恐为尚存刘备庙最早碑刻。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金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所记内容。王碑已佚,其碑文见《涿州志》,碑文记载:“涿,先主之故家也。庙距州西南十里,而远庭有石,乃刺史娄君延重修记,唐干宁四年也,则血食于此旧矣。岁久屋老,才庇风雨。今夏四月,里民始议增葺。于是富者以资,巧者以艺,少者走以服其劳,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门屏,又作两庑,配祀元臣。诸葛孔明、关云长、法孝直在东,庞士元、张翼德、简宪和在西。”。文中很明确提到至迟唐干宁四年涿州建有昭烈庙,而王庭筠重修该庙于金人统治时期,即公元1115-1234年期间。碑文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王庭筠重修的昭烈庙中不仅祭祀昭烈帝,还配祀了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六位“元臣”。元郝经《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中也提到:“庙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辽金以来,皆即故居代为增葺。而正殿当中山靖王之后。昭烈像设衮冕,南向。其佐命将相,则列于两庑。左则诸葛亮、庞统、法正、许靖。右则关羽、张飞、赵云、马超。”从上引金、元诸人诗词、碑文中我们得知,汉昭烈庙又称作汉昭烈皇帝庙、楼桑庙、先主庙等,显然是纪念以刘备为主体的庙宇,金代到元代早期,涿州的庙内除了刘备还有诸葛亮等人配祀其中,而后世以祀刘、关、张三兄弟为主体的庙宇———“三义庙”,当时这一名称是并不存在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57e30640a4e767f5acfa1c7aa00b52acfc79cf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