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时代特征 摘要：杜甫的一生，与时代紧密相联，他的全部诗歌创作，可以说正是那个盛衰巨变的特定时代的纪实与缩影。然而，杜诗显然并非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简单纪录，而是以其敏锐的诗人气质与醇厚的艺术素养，展示出社会生活的全幅画卷，以及紧贴其中的自身经历与心态历程。因此，一部杜诗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作为一本“自传”与一部“诗史”，而是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社会脉搏的深层律动、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乃至创作倾向的重要转折、审美趣味的巨大变移。 关键词：杜甫 诗歌 安史之乱 特征 从杜甫生活的时代看，以安史之乱为分界，自然形成截然不同的两大阶段，正是对这一空前剧烈的盛衰巨变的完整容受，造成一部杜诗的深刻的时代性内涵。 一、安史之乱前的杜诗特征 杜甫在安史乱前不可避免地受到开天时代精神的强烈感染。其在创作精神与心理活动的深层上更多地显出与开天诗坛时代性特征的深刻差异。 （一）杜甫固然素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等的政治宏愿，但在具体表现上却显然不同于开天诗人“终当拂羽翰，轻举随鸿鹊”等那样的理想化方式，而是以严谨态度选择一种实在可行性方式。正是思想行为方式的不同，导致杜甫与开天诗人对开天盛世的认识在深一层次上的重要差异。 （二）天宝年间，大多文人处于“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的时代氛围中，从文学体式看，充满浪漫情调，而在杜甫的同期创作中，却明确呈显与众不同的“陌生化”信息，他透过繁荣富庶的表面对深蕴的社会危机的敏锐感受，形成一种乐极哀来的思绪与预感。例如： 作于天宝十二载的《丽人行》，则对杨国忠一门“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垂相慎”的奢侈淫荡的生活与骄横跋启的气势予以直接的讥刺，正是这种对现实问题的深透观察，使得杜甫对自身怀抱的抒发亦由乐观自信转而为迷茫忧患，明显地弹奏出与时调迥异的不协和音。 （三）《饮中八仙歌》是杜甫早期诗作发展轨迹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起点，此诗是杜甫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壮态，因而“”。 （四）杜甫这种对大乱将兴的先觉性预感。 1、《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是杜甫与高适、岑参等同题赋咏之作，惟独杜甫诗截然不同，写登览所见，面对千里秦川，他感受到的不是“五陵佳气”，而是“秦山忽破碎，泽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显然是大乱将兴、山河破碎之预感。杜甫此篇被视为同题诸作中“压倒群贤，雄视千古”，其根本原因无疑正是这种超越同济的对现实问题的着眼点与先觉性。 2、《后出塞五首》实际上正是杜甫借这一特定人物形象表达诗人自身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也是杜甫在安史乱前对安史之乱必将爆发的第一次最明确的判断和预测。 二、安史之乱的前后过渡时的杜诗特征 正是这样的对社会危机的认识日渐明晰、定向并形成在诗歌创作中随所引发的思维定势，诞就了杜甫作于安史乱前的最杰出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以其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与丰厚蕴含，既表现诗人乱前创作的极致，又昭示了乱后创作的起点，从这首诗的通体内容风貌看，实际上已经全然属于安史乱后的时代性特征了。 三、安史之乱后的杜诗特征 在安史乱后的时代，杜甫的经历尤为复杂，先陷贼，继逃脱，既授官，又遭贬，复弃官而飘泊，因此，其于矛盾交织中衍进的心态也就更为深沉而复杂。 （一）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随着理想的破灭，诗人心头刚刚升起的欢快的被光瞬即消逝，代之而起的优愁的阴级则更深一层，在贬官为华州司功参军途中写下了“诗史”中的光辉篇章“三吏”、“三别”，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军事的严峻形势，官吏的残暴无能，人民的深重灾难。 （二）这一时期，诗人虽然对朝廷感到失望、怨愤，但他目睹了国家的满目疮演，即使在揭露社会黑暗，民间疾苦的同时，也还时时流露出对朝廷的信倚之情,正是杜甫当时矛盾心境的表现。 （三）诗人这时的忧愁实际上表现了失望的程度，而失望的程度又表现了“哀鸣思战斗”的希望得到朝廷重新重用的心理，因此，怨愤与祝愿相连，失望与希望交织，仍然是其前期忧中心态的发展。 （四）杜甫寓居成都与留滞夔州这两个时期与两次飘泊的环境变化，以及对诗人心灵创伤程度的不同，造成诗人在这两个时期中的心态及诗风显然有别。夔州时期的安定无疑更 易使人回思往事，伤感无穷，在孤寂绝望之中形成痛定思痛的心态。当然，杜甫居夔州时期的生活毕意比流离失所的飘泊途中安定得多，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对朝廷的态度只是停留于失望之极的绝望，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只是在绝望之中对往事的苦涩回味。 （五）在杜甫的第三次飘泊时，社会秩序更为动乱，人民生活更为凄惨，正是由于诗人的飘泊与社会的动乱、诗人的窘迫与人民的凄惨息息相通，构成一曲时代的和声，因而激起绝望心境中的波澜，使诗人夔州以后的心态又发生一次极大变化,他深刻地认识到官吏的残暴与统治阶段的本质，因而他对统治阶级的态度，从消极的绝望骤然转变为彻底的决裂并表现出积极抗争的精神，其《朱凤行》就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 （六）杜甫晚年的作品更是充满了感伤的情绪，其郁结于心头的悲伤往往回环往复，使情感的流程变得浑厚起来，流露于笔端的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 通过以上概略的扫描，已经不难看出，杜甫的政治态度从积极进取到批判现实，对治阶级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与失望的交织到彻底的绝望，从绝望到决裂与反抗的思想变化，一方面承接着由盛而衰、乐极哀来的时代氛围的感染与渗融，另一方面则与其自身的人生经历及其心态衍进密切相关，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及其向用以言志的诗歌创作实践的衍射与转化，造就了一部杜诗紧贴时代、回归现实的根本特征，从而构成对唐诗创作精神与审美流向的根本扭变。 参考文献： [1]：浦起龙. 读杜心解[M].中华书局,1977年排印本 [2]：王嗣奭. 杜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杨承祖.唐代研究论集[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版 [4]：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版 [5]：冯锺芸.论杜诗的用字、杜甫研究论文集[M].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 [6]：陈贻焮.杜甫评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5d4cbc6770bf78a642954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