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雍：“篆”写人生之途 作者：暂无 来源：《杭州·生活品质版》 2014年第10期 他是一位理论与实践兼能的书家，也是古文字书法创作的领军人物，更是颇具影响力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学者。他的作品，无不带有其本人个性所赋予的沉着、含蓄、劲健、生动的美感，血肉相生、气骨兼备。特别是师出传统又不拘泥的他，将行草带入了大篆，让古汉字之美呈现出了新鲜的活力。这是他运笔力度的表征，也是他对社会与传统的认识，是作者生命力与思想感情升华的结果。他抒写的是中国的文化之美，更是在抒写自己的人生况味。他就是著名书法家——韩天雍。 主持人：您跟书法的缘分可谓很深，跟甲骨文、金文等中国古文都有渊源。我想这可能要追朔到您早期童年的蒙养。 韩天雍：我父母原来是老东北大学毕业，从事文学、戏剧创作，我父亲有在九年私塾馆中饱学古汉语的基础，1957 年后进入沈阳故宫博物馆，做书画著录、登记和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在这期间，他每天让还没上学的我从唐朝柳公权的楷书入手，描红写字一百个。从小我就把书法作为兴趣爱好，就有想当书法家的念头。文革后到了农村，有时候逢年过节，村民请我父亲写春联，有时候也让我写。1972 年，“批林批孔”的时候，我就到公社搞一些宣传，画点漫画，写点字。 主持人：虽然那个年代并没有完整系统地学习书法，但您上学后便师从很多特别有名的草书、篆书、甲骨文老师，许多当今的著名学者曾经都是您的老师。 韩天雍： 辽宁大学外语系毕业后，我选择了沈阳书法家协会。因为辽宁是一个书法大省，它当时有很多一流的学者，像辽宁的文史馆馆长沈延毅先生，是中日书法家二十人中的一位，与沙孟海、林散之齐名。他跟我父亲是世交，所以格外偏爱我一些，我便每个礼拜上他那儿去讨教。 主持人：当时沈延毅老师是建议您临什么帖更适合您发展呢？ 韩天雍：沈老是以草法写魏碑独树一帜。当时除了沈老，还有篆书大家李光远先生，隶书大家霍安荣先生，都是我们协会的顾问和主席。我每天要骑自行车去这几位老先生家转一转，请他们给我定位。1989 年我考上美院后，从东北来到了江南，刘江、章祖安老师就经常把我引荐给沙孟海老先生。沙老先生就说，你各种书体都要掌握，但是在理论上或者在技法上，你要有一个点突破它，他看到我各种书体后，认为我从篆书这个角度可以突破，这才确定了正常临篆作为我的书法定位。 主持人：几位老师可以说给您打下了很好的书法基础，但由于您独具慧眼挑了跟现代人有些距离感的篆书，可能就要对文字学下苦功。 韩天雍：一点不错。实际上作为专业的历代书法家，如果不懂得大篆，几乎很难成大师。当然这个非常难，因为篆书除了书法之外，还要掌握文字学、训诂学、音律学等等，其文化含量应该说大大超过行书、草书，可以说功夫远在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展览中只有10% 的篆书，因为很多人不敢去触碰。 这一点，我还是感谢我父亲。小时候，他每天给我讲一篇古文。特别是《古文观止》《资治通鉴》《文选》里面有很多注释，父亲就非常强调要我看注释，因为在古文字里有很多同音通假字，而这种同音通假字在文字学、训诂学的注释里面都有体现。学写篆书，就一定要有很好的古汉语基础，再加上对古文字研究的偏好，就有可能成为大家。 当然还要勤练。在研究生期间，每天早晨，我差不多四五点钟起来，在柳浪闻莺跑几圈之后，回来就写字。可能一天要写八九个小时，所以有很多像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我差不多每天要写一遍，非常勤奋地临。现在我在指导我的学生的时候，这个字从哪儿来的，我都很清楚。 主持人：老师，您的作品很早就在海外尤其在日本广受欢迎，成为了日本等外国人对中国书法再认识的窗口。这一定与您在和父母下放期间接触了很多日本朋友和老师，打下坚实的日文基础有关吧。 韩天雍：因为我父母都是东北大学的，当时很多教授都是日本人，他们的日语非常好。我在农村时开始冒着风险，偷偷学日语。在辽宁大学外语系期间，我对日本的诗歌、小说，包括日本的书法史都在整理，考研究生之前，还翻译了日本顶尖级的书法大师中天勇次郎编的四十万字手稿《中国书道史》。 主持人：我觉得您很幸运，您遇到的老师都是顶尖的。您看东北的三位老师就是三位大家：沈延毅、李光远、霍安荣。而您那时候考上中国美院，也是凤毛麟角。 韩天雍：对，那时候我们一届才四个人，全校才十二个研究生。 主持人：能具体讲讲美院三位名师对您书法生涯的一些重要影响吗？ 韩天雍：沙老当时是浙江博物馆的馆长，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被我们学校聘请为终身教授。他是个谦谦君子，人非常和气。沙老二十八岁的时候，他写的《中国书法三百年书学》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在那个时代，他在学问上、在书法史的鉴定和书法史的整理上，无疑是一个佼佼者。在学问研究上，他还主张在博中有专，每次都教诲我，术业要有专攻。在书法的创作上，沙老是非常有自信的，强调气势磅礴。 主持人：因为这样才能够感染人，他的这种自信，他的笔墨所流露出的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韩天雍：刘江老师他是搞篆刻的，他的老师是潘天寿，再往上追也是从吴昌硕这个线来的。刘老师在给我当导师的时候，他的著作并不多，就一两本。实际上他的很多著作都是在他退休之后出来的。 退休二十年，出了大量关于篆刻、艺术史方面的著作。可以说，老先生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并驾齐驱的人。 章祖安先生呢，文学学问非常好，原来是杭州大学文学系的，他的老师是陆维钊先生，再往上追就是王国维。中国的学问讲脉系，这条线清楚了，就基本上确定了你的价值走向。 所以给这些大师当学生，既是一种骄傲、一种荣誉，但也有一种紧迫感。我们这届学生在他们的教育下，开始有了一种自我的突破，个性的张扬或者是区别于别人打出一条新的路。在我的大篆里面，我又融入了行草书等书法的笔体、技法，这也变成我的一个特色。 主持人：还要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有种说法叫“书法之外求书法”，书外求书是否会使您对中国本身文字的理解还有字背后隐含的人间的体悟或者生命的含义领会有一种更深的帮助？ 韩天雍：书法的概念实际非常小，过去讲叫“雕虫小技，丈夫不为”。 但“技”怎么上升到“道”，需要这种“书外求书”的追求，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观照一个小书法，这样你就能观照得很准。 要有一个大的文化视野，对中国传统有一个大致脉络，对它的审美、哲学、美学等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么，你再从书法史的坐标去分析这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的书法和书体的递变关系时，就会非常准确了。所以我认为，当你有这个宏观知识，再具体落实到一个微观的书法家和书法字帖时，当你站在一个美学的高度，或者时代的审美高度来观照他的技法时，由“技”入“道”就很容易了。 主持人：有了宏观文化视野，就不会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有了美学和人文情怀，就会豁然开朗，不会总觉得自我满足。 韩天雍：对，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学王羲之，但有的人可能写一辈子都写不像，这个并不是技法上出现问题了，是神韵没到。何为神韵？即我们所讲的魏晋风骨、文人士大夫气节，或者是王羲之的天然潇洒。而只有读过《世说新语》，知晓真正的魏晋士大夫文化、清谈文化，才能深入了解王羲之的性格。再以你的性格去接近他的性格，方能写出他的风流倜傥，在书法中体会到崇尚玄学、倾情山水、放怀不羁的美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6d0e9b2e718964bcf84b9d528ea81c759f52e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