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翻译） 儒家用古代文献经典来搞乱法制，游侠用武力来违犯禁令，而国君都以礼对待他们，这就是乱的原因。触犯法令的应当治罪，而这些儒生们却因为懂得古代文献经典而被录取任用；违犯法令的应当诛灭，而这些游侠却靠着行刺的行经被豢养。因此，法令所否定的，却是君主所要录取任用的；官吏要诛灭的，却是君主所要豢养的。法之所非，上之所取，上之所养，吏之所诛，这四种情况自相矛盾而没有一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把国家治好。所以，实行仁义的人，不是应当称誉的人，所称誉的人却有害干耕战之事；精通古代文献经典的人，不是应当任用的人，任用了他们就会搞乱法制。 楚国有一个品行正直的人，当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向官吏报告了这件事。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忠，却对父亲不孝，判决并治了他的罪。从这件事来看，国君的忠臣，却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人随从国君去作战，三次战斗他都败走，孔子问他三败的缘故，他说“我有年老的父亲，如果战死，就无人奉养了。”孔子认为他很有孝心，举荐他当高官。从这件事来看，父亲的孝子，却是国君的叛臣。所以，令尹朱诛杀了直躬，从此，楚国坏人的犯罪行为，不再有人向上报告使国君了解，孔子奖赏了因孝而战败的人，鲁国人民在作战时就轻易投降或败走，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就象这样的不同啊。而国君一方面称赞匹夫的行为，一方面又想使国家得到幸福，这是必定不会达到希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给“私 ”字制定字义，解释为自环 (即专为自己打算)，与“ 私”字涵义相违背的就是 "公"。公和私是相反的，苍颉本来已知道了。现在认为公私利益是一致的，那是没有经过仔细考察的毛病。然而为个人考虑，最好的办法不如讲求仁义，字习古代文献。讲仁义，就被国君所信任，被国君信任，就可按受国君委任的工作；学习古代文献，就可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为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贵荣耀。这是个人的美事。然而，没有功劳而能接受国君的委任，没有爵位而能显贵荣耀，有如此的政治，那么，国家必定动乱，国君也必定危险。 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是不并存的。斩杀敌人的人应当受到奖赏，而国君却推崇儒家仁义的行为；攻陷城池的人应当得到爵位俸禄，而国君却相信墨家兼爱的学说；使甲胄坚固，使兵器锋利以备患难，而国君却以儒者的服饰为美；国家富足要靠农民的辛勤劳动，抵抗敌人要靠士卒的勇敢，而国家却以文学之事为贵；国君废弃那些敬爱国君、畏惧法律的人，却收养那些游侠刺客之辈，措施如此，国家要太平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收养儒者和侠客，国家有难时，却要甲士去抵御入侵的敌人，国家给以利益的人不是国家要用的人，国家要门的人不是得到利益的人。所以，从事劳动的人，就怠慢他所从事的事业，而游侠者和儒者却一天天增多，这是社会之所以乱的原因。 现在，国境内的人民都在谈论治国的方法，家中多藏有商秩、管仲关于法令方面的书，而国家却愈来愈贫穷；这是因为说耕种的人多，拿锄头种地的人少啊。国境内的人民都在谈论兵家之事，家中多藏有武、吴起关于军事的兵书，而兵力却越来越削弱；这是因为说战略的人多，参加战斗的人孙少啊。所以，英明的君主任用出力去耕地打仗的人，不听信空谈农耕和兵法的人，奖赏那些耕地打仗有功的人，一定要禁止对国家没有用处的儒家和游侠的活动；所以，人民能够竭尽全力而紧跟国君。 耕种是要用力气而且很劳累的，而人民却愿意耕种，说：这样，可以靠耕种富足起来；打仗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而人民却愿意打仗，说：这样，可以靠打仗显贵起来。现在，讲究儒家学说，学习游士的空谈，没有耕种的劳苦，却有富贵的实利，没有经受打仗的危险，却有显贵的尊位，那么，谁不想这样干呢?因此，有一百人从事智力活动，而仅仅有一人从事耕战的体力劳动。从事智力活动的人多，法制就会败坏，从事耕战劳动的人少，国家就会穷困。这正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当政的国家，没有那些儒家的学说，用法令来教育民众；没有古圣人的遗言遗教，用官吏做老师去教育民众；没有游侠的犯禁，以斩杀敌人首级为勇敢。这样，国境内的人民，那些空谈的游士必定遵循法令制度，劳动人民一定尽归于农耕之事，勇敢的人一定全都到军队中去服务。因此，国家太平时，人民努力生产，国家就殷实富足，有战争时，人民勇于杀敌，国家就会兵力强盛，这就叫做建立王业的资本。既能蓄积建立王业的资本，又能乘敌国出现弱点之时，向敌人进攻，就可使功业超过五帝，与三王并肩，这正是实行重耕战轻儒侠这个“法制”的结果。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和游侠在国内放肆骄纵，纵横家借国外的力量造成自己的权势。内外相交施行与国家不利的坏事，用这些来对付强故，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群臣中向国君谈外交事务的人，不是属于合纵家或连横家一党，就是个人有仇怨，而想借国家的力量报私仇的人。所谓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国去攻打一个强国；所谓连横，就是侍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国。这些都不能保持住国家。现在大臣中谈论连横的人都说：“不侍奉大国，遇到敌人就有灾祸！”既然要侍奉大国，就必须有实际行动，于是就把本国的地图交付给大国，并献上国君的印信而请求大国发落。 献了地图就削弱了国土，献出印信，就使国家名声低下。国土削弱，国家也就削弱，名声低下，政治混乱。事奉大国成为连横的结果，还没有看到什么实利，就已经丧夫国土、搞乱政治了。大臣中谈论合纵的人都说：“不救助弱小的国家以攻击大国，就会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国家就有危险，国君地位也就降低。”救助弱小国家，就必定要有实际行动，于是就发兵对抗大国。救助弱小国家，未必一定能使它存在，而以大国为敌，未必一定不会有疏忽，有疏忽就要为强国所制服。出兵对抗，就打败仗，退守防御，就会被敌人攻破城池。救助弱小国家成为合纵的结果，还没有看到什么实利，就已经丧失国土、连吃败仗了。 因此，（如果提倡连横之说而）侍奉强国，那么，纵横家将借助国外的势力，在国内猎取官位，（如果提倡合纵而）救助弱小国家，那么，纵横家又将依仗国内的权势而求利于国外，国家的利益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些纵横家倒先获得了）封邑和厚禄；国君虽然地位降低，而大臣的地位却很尊贵；国家的土地虽然削弱，而私人的财产却很富裕。如果事情成功，那么，（纵横家因有功）而凭借权势在国内得到长期重用；事情失败，那么，纵横家则可以凭借已经到手的财富而隐居起来。国君听信臣子的游说，事情没有成功就提高了他们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了又不诛杀他们，那么，像这样游说的人，（成功失败都有利），谁不争着用虚言浮辞去猎取功名富贵，而希望在事情失败之后能得以侥幸地免祸呢？ 所以，（国君甘愿冒着）破国亡主的危险，去听纵横家的空谈，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国君不明白公与私的利益，不审察适当与不适当的言辞，而在纵横家事败之后没有坚决给他们应有的惩罚。都这样说：“致力于外交活动，成效大的，就可以统一天下，成效小的，也可以使国家安宁。”其实，统一天下的人，就一定有能力去攻打别国，而国内能安宁，就不应该被别国攻破；强国就能攻打别国，能治理的国家却是不可攻破的。可见，要使因家强盛，是不能靠外交活动求得的，只有靠搞好内政才能取得。现在，不在国内实行法治，而把智慧用到外交上去，那是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强盛的。 英明的国君，他在治理天下的政事时，应该使那些商人、工匠等没有定居的人数减少，而且使他们的地位低下，从而使人民务农而疏远工、商等不重要的行业。现在，向国君左右亲近的人员请托，就可以买到官爵的风气很流行；官爵既然可以用钱来买，那些商人和工匠的地位就不会低下。不合法的投机商业活动能得以在市面上施行，那么工、商之民就不会减少。商人不仅聚积的钱财比农民的收入多一倍，而且他们受到社会的尊重要超过耕战的人，这样，光明正大的人就会减少，而商人却越来越多。 因此，搞乱国家风俗的是：儒家则称颂先王之道，而凭借仁义来进行说教，他们讲究容貌服装而修饰辞令，用以疑惑当世制定的法令，而使国君之心动摇不专。纵横家则虚构事实，说谎弄假。并借重外国的力量，以成就他们个人的利益，而不管国家的利益。游侠、刺客则聚集党徒，标立节操，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触犯国家的禁令。国君左右亲近的人则聚集在贵族士卿之门下 （为他们服务）。把财资搜刮得一干二净，他们接受有权势的重要人物的请托，却斥退有战功的人不予任用。商人工匠则制造一些粗劣有毛病的器物，从而积聚了奢侈挥霍的财物，囤积货物，等待时机，而谋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就是国家的蛀虫。国君不清除这五种蛀虫一样的人，不培养光明正大之士，那么，四海之内将会出现破亡的国家和衰败的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8698dee0975f46527d3e1f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