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形象的塑造及其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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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父形象的塑造及其酿变

摘要:《渔父》写的是屈原和渔父的一次思想交锋,表现的是屈原自己内心的矛盾及抉择。作者采用分身立言的手法虚构了一位与屈原对话的人物,其实是屈原跟自己心灵的对话。由《楚辞·渔父》中的渔父作为艺术原型,由屈原和渔父两者综合而成的新渔父实际是一个象征和寓意,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渔父;酿变;文化符号

根据司马迁和王逸的说法,《渔父》这篇文章约写于楚顷襄王执政时期,这是屈原人生中的一个低点。屈原被流放江南,政治上遭到重大打击,在复杂心境和痛苦中诗人写下《渔父》一篇。

《渔父》全文六个自然段,以屈原自叙开头,以渔父高歌结尾,各占一个段落;中间四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渔父一番话的中心是针对屈原的政治思想的劝说,规劝屈原不要过于固执、偏激,处事要温和一点。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在渔父看来,整个楚国上层的人都在污泥浊水中混日子,那么屈原也不妨随波逐流;别人醉生梦死,屈原也不妨随大流喝点薄酒,吃点酒糟。不管水清水浊,都要自适自乐,顺势而为。而屈原没有听从渔父的劝说,表现了他生不可受污,死不愿蒙尘的高洁志趣。屈原针对圣人不凝滞于物的说教,提出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反问,他说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最终渔父没有说服屈原,他莞尔而笑,自驾轻舟,唱着《沧浪歌》,扬长而去。

屈原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政治家,对于社会、人生都有自己的看法,为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他一直在奋斗。屈原出生高贵,聪明好学,年少得志,26 岁就担任国家要职(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参与议论国政,发布号令,接待宾客。他很有政治头脑,提出了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并曾得到楚怀王的器重。但他生性耿直,遭他人之谗言与排挤又不愿同流合污,渐被楚怀王疏远,最终被放逐。虽然理想破灭了,但屈原孤高的个性、不屈的精神未灭,所以他借与渔父的对话表达自己的心声———“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做个世俗之人。

屈原的精神追求是崇高而丰富的。他既有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又有道家精神的特立独行、张扬自我的率性。在屈原的另一篇作品《涉江》中,他明知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但依然高驰而不顾,这是儒家精神的体现。在《渔父》中,屈原孤高自信,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渔父的身上看到道家随遇而安的思想,唱沧浪之歌,与山水同在,不管水清水浊,依然能快乐地存在,这是典型的道家之为。可以说,读者看到的两个形象(屈原与渔父)正是屈原思想的两个方面,是儒、道两家在屈原身上的奇妙结合,是用艺术方式再现人生的内心矛盾。虽然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依然行吟泽,边走边吟,这是何等的豁达。这就是屈原的精神所在,当前路漫漫,上下求索而不得之时要保持独醒。从《渔父》一文可知一个精神高贵的人,可以崇高地生,也可以崇高地死。

事实上,《离骚》中的屈原还曾经有过动摇、犹豫、仿徨,但至《渔父》一文,一切皆淡定,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就是《渔父》中屈原形象的延续。渔父之言代表屈原有过的世俗凡人的心念,但不能变心而从俗的信念


让屈原最终走向崇高,使他董道而不豫。理想主义最终占了上风,矛盾两难的心情最终归一,屈原为理想而甘愿殉葬汨罗江,《渔父》一文为做了最好的注脚,完成了诗人伟大人格的自我塑造。虽然对于自沉汨罗这种具体的行为方式人们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自沉于汨罗所表现出来的对理想的坚守、对信念的坚持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执着使人敬仰。

《渔父》中塑造的这两个形象,屈原和渔父,一个很执着,一个很旷达,他们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交融到一起,是各自独立的。这篇文章中的渔父所关注的是人在世上应如何处世,他认为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是重要的。世人皆便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便哺其糟而歠其酾,显示出一种老练圆滑而又雍容大度的生存智慧。它所解决的实际上是一个处世的问题,就是说可以适应环境,给自己一个新的选择。濯缨也罢、濯足也好,都是一种超脱。 渔父这一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后来很多文人的作品中,一个新的渔父形象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然而这个新的渔父形象并没有舍弃屈原,而是把屈原和渔父这两个形象揉合到一起。这种揉合,对屈原和渔父进行了分析和取舍,取屈原精华一面和渔父的清醒世态,舍渔父隐世的想法,从而提炼出一个新的屈原渔父的综合体:一方面,面对着一种不理想的、甚至是污浊丑恶的社会,要洁身自好;另一面,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的人生境界,摆脱社会名钩利锁的束缚,然后,再冠以渔人樵人白发渔樵等的符号。渔父经过酿变之后,升华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文化范式。这个符号和范式就是坚持操守、追求自由人生的代称。

无论社会清浊,刚直不变,斗争不息,而斗争的手段可迂、可直。这样的揉合酿变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些刚直文人,无论处在哪个年代,在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要坚守贞操、洁身自爱,而不随世俗同流合污,这点同屈原很相似。但同时他们内心还有一种想法:何必受官场羁绊,不如摆脱名利,过无官一身轻的生活。追求无拘束的人生境界,这一点又似渔父。无数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在强大的政治淫威面前,屈原式的激烈对抗行为不但对改变现状无济于事,还会招致更大的迫害,甚至性命不保。然而,消极避世,隐退江湖又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因为他们心中仍有所待。李白的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心境。所以那种既保持屈原的刚直和清高,又具有渔父进退行藏皆由我的自由的行为方式,最符合他们的选择和追求,是他们比较理想的生活范式。所以,由《楚辞·渔父》中的渔父作为艺术原型,由屈原和渔父合二为一打造出来的新渔父,实际上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意象,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为文人所心仪的不朽的形象,是他们的精神避难所。

《渔父》以屈原为主,渔父为客,采用问答的形式,多用对偶、比喻等修辞手法,不仅凝炼集中,概括力强,充满哲理意味,而且节律匀称,音韵铿锵的。短短二百多字,就把渔父这一形象塑造的回味无穷,为以后汉赋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郭杰.中国诗歌中渔父意象的发轫之作———读楚辞《渔父》[J].文史知识,199412.

[3]钱澄之.庄屈合诂[M].合肥:黄山书社,1995.


[4]赵透夫.屈原与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姜亮夫.楚辞通故[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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