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家谱族谱（唐明伯）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晚年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学术史研究中的开山之作。全书共十六章，其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其中十五章专节论述谱牒学。虽说此节作者重点放在年谱的论述上，但对家谱族谱的一些观点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故略述于下。 梁启超充分肯定家谱族谱的重要性，认为是“国史取材之资”。又说：“族姓之谱，六朝、唐极盛，宋后浸微，然此实重要史料之一。”还说：“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这样的论述应该说对后来家谱族谱的编制有着很重要的鼓动作用。 关于族谱之源起时间，梁启超并未明确，现在一般认为当始于门阀观念极至的魏晋时期，但此结论也多是一种推断，并无多少可靠的考古与文献依据。当然这种研究更多的是学术性的追求，就家谱族谱编制的实践性而言，或者并非是很必需的要求。 家谱族谱何以对于国史编修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呢？梁启超的观点是：“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这里不但说透了家谱族谱对于国史资料的重要，也从另一个方面强调家谱族谱编制时应该注意更多一些社会学的内容，这个观点笔者曾在《家谱应是家族资料志》等文章中也有过表述，并且推荐了建湖《路氏统谱》、上冈《虞氏家谱》等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的家谱族谱。 从梁启超的观点出发，我们家谱族谱编制者确实还应该重视这样一些资料的入谱：世系，生卒年月日（农历阳历要辨明），籍贯与居住地，去世原因，学历，职业与成就，婚姻状况，家族杰出人物传（包括杰出农人），特殊入谱出谱情况，族人艺文作品目录与杰出作品，人物与家族聚居地图照。所有这些要尽可能收集入谱，只要基于事实，越完整越详实越有价值。此外，对一些有争议的内容，从家族的角度可以作客观考证与记载。宋代苏洵和欧阳修创立了新的修谱体例，即欧苏谱例，其核心便是客观真实。欧阳修说：“断自可见之世。”当然这里说的可见，并非是一定为亲身经历之世，而是指有确凿依据的年世。苏洵的态度是：高祖以上不清楚就不写。这自然也不是说高祖以上就不写，而是说不清楚的就不写。欧苏谱例后来成为中国谱牒史上的主流，其重事实重依据的实事求是态度是最根本的。梁启超实际也是基于欧苏谱例来评述指点的。 对于家谱族谱这样的史界瑰宝，梁启超高度重视它的收集与研究，他说：“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梁启超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在1925年前后，其时中国积贫积弱，处于列强瓜分、军阀混战之中，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华战争，接着又是三年内战，这样一些史学瑰宝可谓历尽磨难，而所谓国立大图书馆自然难以顾及收集与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家谱族谱编制因其多少有些封建色彩，基本是处于一种虽未被禁止，但亦未得提倡。“文革”十年，特别是此运动初期，家谱族谱被列入“四旧”之列遭横扫，可谓劫运当头，几乎灭顶之灾。所幸上海图书馆当时的负责人实为有识之士，广罗天下之家谱族谱，尽锁藏于库房之中，躲过劫火，实在是我民族史中可歌可泣之一桩伟业，岁久弥觉幸运，竟有如此识见之士出于其时。 在这节中，梁启超还述及清代家谱族谱编制过程中一个特点，那就是学者的介入。他说：“清代当承平之时，诸姓之谱，恒聘学者为之修订。学者亦喜自订其家之谱。观各名家集中殆无一不有‘某氏族谱序’等文，可见也。”梁启超还说到他曾打算荟萃各名家集中所录载的家谱族谱序文，“比而观之”，后终未能如愿。不知今日可有学者继梁启超之遗愿，此项研究对于提升家谱族谱编制的认识、思路等，无疑是绝有好处。 附记：《光明日报》2011年4月20日计亚男《“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记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栾成显研究员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所作的《谱牒——中华传统文化又一宝藏》的演讲。他的主要观点是：“谱牒，就是家族档案，进而成为民族的记忆，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历史文献，是人类对自身每秒谱系的理性认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b4e0755f211f18583d049649b6648d7c0c708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