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青年团工作群众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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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任弼时的青年团工作群众化思想 作者：曹春荣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年第08期 [摘 要] 任弼时关于青年团工作群众化的思想，由来已久。从他担任共青团中央领导工作以后，就不断申述和强调团的工作群众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及实行路径与方法，并为此垂范。任弼时这一思想，对于在团的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使团组织成为党的得力助手，有着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任弼时；青年团；群众化；党的助手 [中图分类号] D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8-0007-03 任弼时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面旗帜。回顾他的青年团工作群众化思想及其对青年团建设及青年运动的作用与影响，对于在团的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使团组织成为党的得力助手，有着现实的意义。 一、任弼时青年团工作群众化思想的早期发展轨迹 1920年8月，年方16岁的任弼时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5月，他被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派赴苏俄学习，这使他有机会聆听到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列宁在演讲中提出，革命党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争取群众，采取人民统一战线的方法和策略，把发动群众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和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1]列宁的演讲，使任弼时第一次认识到革命须动员、组织、争取群众，革命者应到群众中去的道理。列宁的教导，显然是任弼时的青年团工作群众化思想的原始资源之一。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党应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因此必须将工作“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2]这年12月，任弼时在东方大学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学习了由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带来的党的二大文件。上引文件中的这些话，进一步加深了任弼时对党与群众、革命与群众关系的认识，从而推动他日后对青年团工作群众化的思考与决断。 1924年8月，任弼时离开莫斯科后回到上海。在1925年1月26日开幕的团的三大上，任弼时当选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担任组织部主任。团的三大按照布尔什维克化精神，提出了“学习列宁主义”，“严守团体纪律”，“参加实际工作”，“获得青年群众”等口号。至此，任弼时的青年团工作群众化思想已是水到渠成，张弓待发了。1925年9月上旬，任弼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时先后出席总结五卅斗争经验的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主持召开共青团中央三届一次扩大会议。根据党中央扩大会议精神，团中央三届一次扩大会议向全国提出了“深入群众”的中心口号。会后，任弼时即撰写了《本届扩大会议的重大意义及其解释》一文。他指出，虽然青年团成立以来，每次大会及扩大会议决议案都曾提出这个口号，但如今重提这个口号却有特殊的意义，“我们那时，虽然感觉要深入群众，但是当时的客观环境还没有促成我们十分能明了深入群众的必要，同时也缺少与群众接近的可能”。而“现在是革命运动高涨，民众需要指导的时期，我们就是指导群众斗争的组织”。“所谓深入群众，就是要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号召广大群众在我们口号之下奋斗。”[3]由此可见，任弼时对青年团工作群众化的认识，伴随着斗争实践的步伐而进一步深入了。 1926年7月19日至22日，任弼时在上海主持召开共青团中央第三届二次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青团工作的青年化群众化问题。从“深入群众”到“青年群众化”，是共青团工作的发展，也是任弼时青年团工作群众化思想的发展。诚如任弼时所说，团在“工作上没有表现关于为青年本身利益的斗争及文化运动的成绩。未能使全团工作与组织青年群众化”，这是团的“极大缺点”。[4]在他看来，没有团的工作青年化，就无所谓团的工作群众化，因为团的工作对象本来就是广大的青年群众。1927年11月，任弼时在上海主持召开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会后，他写了《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经过与意义》一文。文章指出“群众工作”的方针之所以重要和正确，是因为“群众工作是一种艰苦的任务，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工作”，“必定要具有坚决忍耐的精神方才能够实现这一任务”。[5]显然，任弼时强调的还是团的工作群众化。 1928年3月中，任弼时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与青年团工作脱离了联系。直到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中央秘书长，分管工作之一还是青年群众团体。解放战争打响后，任弼时着手在解放区重建青年团组织。在中央书记处为建立青年团的座谈会上，他指出：“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不研究青年的特点，不采用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发展，就没有前途。”[6]他认为在团组织之外还需要有各种各样广泛的青年组织，而这些青年组织也应是团的工作对象。经过这次座谈会及稍后的中共中央座谈会讨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入北平不久，任弼时就以主要精力投入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筹备召开全国青年大会的工作。他亲自起草了在团代会上的政治报告，并于1949年4月12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该报告。报告指出：“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团结和教育整个青年一代，其工作阵地，显然不应当限于青年学生的狭小范围，相反，是要把更多的注意放在开展工农劳动青年的工作上，而且主要地是要依靠工农劳动青年群众。”[7]因此，团的工作群众化就是依然必须坚持并发展的工作方针。 综上所述，任弼时一直把青年团工作群众化，当作团的建设、团的工作的重要路径与依凭。 二、任弼时青年团工作群众化思想与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中共早期的党团关系 在共产党与共青团的早期关系史上，有过团成立比党早，团员比党员多，团的作为比党强的情况。这促使任弼时去思考正确的党团关系应当怎样建立，才能使团成为党的得力助手。1926年1月，任弼时写了《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一文，对青年团的工作和组织未能青年化群众化的原因，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分析，认为其中既有许多地方尚无党的组织，团不能不代替党去指导地方政治活动及工人运动的客观需要，也有团员年龄过大，政治趣味需要满足的问题。为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设法帮助党的组织扩大而强固有力，同时使团员年龄降低”。这就要严格而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党团分化的决定，将过了20岁的团员全数介绍加入共产党，年过23岁的团员完全脱离青年团，即使不到20岁而很能干的团员，也需加入共产党。[8]这表明，任弼时把团的工作群众化与团成为党的得力助手，紧密联系起来看。文章中关于如何协调党团关系问题，是任弼时关于青年团发展的重要论断，这也使他的这篇文章成了党团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1927年，由于青年团中央在反对党内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坚决，团的部分领导同志中遂产生了“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任弼时虽然领导并直面了这场斗争，但他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的通告中，严厉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指出其“可以走到形成第二党的危险”。为此，团中央“今后应当加强团的政治任务，积极领导青年工农参加一般的政治斗争”；“在群众斗争中去建立团的基础，改造团的指导机关的社会成分，使团真正布尔什维克化，变成党在青年无产阶级中极有力量的政治组织”。[9]在这里，任弼时那经由团的工作群众化，使团组织成为党的得力助手的理念清晰可见。任弼时在重建青年团过程中一再指出：“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10]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青年团，“必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治在最后解决敌人，特别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的得力助手”。为使青年团更好地通过青年化群众化，发挥党的得力助手的作用，任弼时在他代表中共中央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区别”：一是“应当把青年带头当先锋与‘先锋主义’加以区别。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但不要走到先锋主义”；二是“对于青年组织应有独立性与‘闹独立性’的偏向（青年主义偏向），也应加以清楚的区别”。任弼时指出，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建立对于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才能使青年运动按照伟大的中国人民民主事业的需要正确地迅速地前进”。[11]这样，就达到了使青年团成为党的得力助手的目标。 任弼时对青年团工作群众化的路径和方法也有深入的思考，认为根本在深入群众。为此，一要组织群众，扩大团的组织；二要通过宣传和鼓动工作去影响群众，以取得群众的信仰；三要领导群众为其本身利益而斗争，使之在斗争中认识团组织是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团体，进而取得其信仰。[12]在具体方法上，则要搞好调查研究，任弼时强调过：“每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每个党和团的工厂与乡村支部，每个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应当时刻注意自己周围的群众，应当详细地去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替他们（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实际的极切身要求，领导他们为这些要求而争斗。”[13]再则，要练好接近群众的本领，做群众的贴心朋友。师哲曾在一篇纪念任弼时的文章中提到，任弼时就是个很会接近群众又能使群众接近他的人，他善于利用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各种形式和群众接近，也善用各种群众运用的形式与群众的活动结合起来，由此和群众打成一片，使群众觉得他可亲、可近、可敬，而跟他无话不谈。[14]三则，要创造出一套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法，如陶行知做青年工作的办法[15]，让青年们乐于接受。 三、任弼时推动青年团工作群众化的具体示范 一是理论先行。任弼时通过在团（及党）的各种会议上讲话、做报告，在团刊、党刊上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并论证青年团的工作必须群众化及怎样群众化。除上文所提及的外，尚有他写于1924年9月30日，发表于团中央机关刊物《团刊》第12期，署名“时”的《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写于1924年10月18日，发表在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上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写于1925年6月，发表在《中国青年》第81期上的《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写于1927年11月，发表在团中央刊物《无产青年》1928年第3期上的《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经过与意义》等，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团的工作群众化问题。如他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中写道：“我们要知道，革命事业的成功绝非纸上宣传的力量可以做到，少不了要亲自深入群众，与革命的群众接触而明白他们的心理和需要，且指导他们应进行的组织和活动的工作，注意取得民众的大多数。”[16]这段话对青年团工作群众化的必要性及路径所在的论说，实在称得上简洁而透彻。 二是工作指导。任弼时在听取下级工作汇报及对下行文时，十分注重团组织在青年群众中的活动情况，并给以具体指导。在上海大学听过任弼时上俄文课，且在多次团的会议听过他的报告的杨之华回忆道：他在会上要学生们组织工人夜校，把学生的知识交给男女青年工人，他还想出许多办法教大家进行募捐。[17]1946年9月13日，何启君曾在延安枣园参加任弼时主持的讨论青年问题的中央书记处座谈会。在谈到如何建立青年团时，他记得任弼时说道：“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农村如何建立青年团……在农村建立青年团组织，一定要根据农村的需要。”[18]其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八成以上，重视在农村建团，就为新形势下的青年团工作群众化指明了方向与着力点。 三是现身说法。任弼时性格内向，一生谨言慎行，但他在青年团工作群众化方面，垂范多多。在苏区、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都与任弼时有过接触的李卓然，对他的群众工作法印象深刻。他说：“弼时同志是最善于联系群众的，他不止一次地把他在群众中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用商量的态度给我们讲解，常常使听了后的同志感到一种特别的兴奋。”[19]从苏区时期起，就与任弼时在一起过的曾三，对他的群众工作法也深以为然。他回忆道，我们青年在做群众工作时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不问情况，不问对象，夸夸其谈；或者是人家向你报告情况，你却不等他说完，就自以为是地胡乱“指导”一番。“任弼时同志就不是这样。他谈话时总是先了解人家，然后再发表意见。”[20] 参考文献 [1]章学新.任弼时传（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9.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90. [3][5][8][16]蔡庆新.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 品赏析[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43.278.268. 198. [4][6][7][9][10][11][12][13][15]任弼时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7.19.404.486.34.404.491-492.244-248.40.407. [14][17][18][19][20]中央文献研究室.回忆任弼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9-100.58.456.76.136. 作者系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捷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b65be60f4ec4afe04a1b0717fd5360cba1a8d9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