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纠，媒体人，曾经的留守儿童 章家还是没有等到奇迹，7月13日，9岁女童章子欣的遗体在象山石浦海域找到，这个在浙江农村成长的女孩再也回不到她的千岛湖。 从7月10日媒体聚焦寻找章子欣开始，全社会都心系这个小女孩的未卜命运，但随着信息的不断披露，公众舆论的关注点逐渐分散转移，主要在二，一是对章家人行为反应的讨论，二是对带走女孩的两个租客诸种蹊跷行为的揣测。 机构媒体仍在努力矫正早前的报道，将事件引向更深层次的讨论，涉及对个体悲伤、新闻伦理、人性等方面的理解。但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在机构媒体和自媒体对章子欣及家人的全方位报道之后，社会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个女孩的死亡？ 章子欣不是无人看护的极端困境儿童，也非权力迫害，如果章家人在某一个环节堵住安全漏洞，悲剧或可避免。但没有如果，我们必须正视她最显著的身份——留守儿童，还是单亲。 失踪女孩的父亲章军在搜救现场。© 郑海鹏 / 凤凰图片 舆论场也讨论到留守儿童问题，7月13日的爆款文章《杭州失踪女童尸体找到了，整个事件令人不寒而栗》得出一个结论，不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不要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这是一句多么正确的废话。 试想这样一个环境：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家乡没有产业，没有工厂，挣钱就得去省会城市或东部沿海城市。父母想带孩子在身边，但城市里一系列高消费、行政门槛（如外来儿童入学政策条件多，工人住房条件差等等），让没有任何社会资源的进城农民望而却步。 在客观现实面前，“不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论调便显得苍白无力，既是城市中产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精英言论，更是对无数留守儿童父母的话语讨伐——认为让孩子留守这件事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罪恶。 像章子欣这样的孩子并非个案，根据联合国儿基会的数据，2015年，在中国有留守儿童6877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4051万人）。2016年，民政部将统计口径从“父母至少有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调整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最新的数据是全国有697万农村留守儿童。 在中国，8个孩子里大约有3个是流动或留守状态。在这1.03亿流动留守儿童中，其中流动儿童有3426万，留守儿童有6877万，留守儿童中城镇留守儿童有2826万，农村留守儿童有4051万。© 新公民计划 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很多专家提出要在城市端改变排斥外来人口的政策，如户籍、入学、社保、住房分配制度等等。我无比赞同这些提议，也期待中央政府加速改革步伐，地方政府尽快调整落后的城市治理思路，有胸怀的执政者尽快把阻碍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体制壁垒拆除。 但从务实的角度，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些眼下“治标”的方向。 ▌为什么更“危险”的城市反而更安全？ 在进入这个讨论之前，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哪一个更危险？ 客观来说，显然是城市的环境更危险，比如马路上随处可见的汽车洪流、高楼林立处可能掉下的坠物，同时城市里聚集的潜在犯罪分子更多，等等，都可能造成悲剧。而在乡村，人烟稀少，村子小而封闭，没有车流和高楼，犯罪分子更少。 为何人们普遍会认为孩子生活在城市更安全？原因有二：一是城市孩子始终有监护人（保护人）陪伴，二是城市有序运转。这两项缺一不可。 城市儿童一般由父母陪伴外出，保障安全。而在学校、运动场、培训班等各类教育机构，老师和校方提供了保护。大部分时间里，儿童都有有效的监护人，这构成了第一道安全保障，也是最重要的保护机制。 但也存在无监护人的缝隙，比如有的孩子可能被父母安排去街对面的超市买酱油。在这个时间里，孩子的安全依靠于城市的有序运行——司机遵守交通规则、公安打击犯罪分子、法院依法审判、媒体曝光普法，等等。各系统让城市安全有序运转，儿童在正确的安全教育下遵守规则，也规避了风险。 反观农村留守儿童，在监护人层面，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戚作为委托监护人，可能因时间精力、保护意识、保护能力等方面因素，使孩子经常处于无监护状态，更遑论没有任何委托监护人的农村留守儿童。 章军的家位于杭州市淳安县的农村，暴雨后，通往村子的道路泥泞不堪。 © 郑海鹏 / 凤凰图片 在社会有序运转层面，农村社会的传统结构已经瓦解，而城市社区式的社会结构又没有形成。 传统乡村是封闭的熟人社会，陌生人一旦进入村庄就会被发现。没有熟人的介绍，陌生人很难进入村民家，更别说将孩子成功带出村。但传统乡村结构已经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城而瓦解，村子变得静悄悄，过去那种乡村内在的防范保护系统已经逐步失灵，加之碎片式出现的监护人，留守儿童失去了这两层基本保障。 ▌缺少安全保障的留守儿童怎么办？ 回到案件上。章子欣在离开清溪村时，就没有了监护人（爷爷奶奶曾要求陪同孙女一同前往上海被拒绝）；其次，作为陌生人的梁某、谢某，如何能够进入章家居住，又如何能够私自带走孩子？这个问题曾一度让舆论矛头对准爷爷奶奶。 按照朴素的情理来说，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让没有血缘、社会关系的陌生人带走自家孩子。但如果熟悉今天的乡村，了解静悄悄的乡村背后老人的孤独，或许能够知道为何两位老人会放下戒备心。 今天，农村大量老人每天面临日复一日的劳动，甚至身体上的病痛，没有亲人的陪伴和关心，“熬日子”是当下农村老人的真实心理状况。情感上的空白一旦被陌生人填补，就有可能产生信任。从6月中旬开始，梁谢二人每日到章家的水果摊买水果，买了近20天，随后租住章家，期间既给章子欣买礼物，又给家里买鸡。直至7月3日，他们提出带女孩去上海。近一个月的接触、交流，让二位老人放下戒备。 分析到这一层面，或许有人会说：如果爷爷奶奶有亲人陪伴不孤独，如果章子欣的监护人能一直陪着她…… 是的，如果是这样，章子欣就不是留守儿童。但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量的留守儿童都会继续存在。基于这一现实，并不是无事可做。 对于留守儿童生活中存在的无监护人的这部分时间，要做的就是寻找替代性的保护人。周末、寒暑假是留守儿童相对缺乏保护的时间，因此，可以考虑加入替代性保护机制。 传统乡村社会的瓦解是难以阻挡的趋势，但亦可以在增强老人情感纽带、安全知识方面下功夫，这有赖于乡村基层机构的组织和乡村社会自身的运转。 那么谁来组织？答案自然是有组织能力和责任的乡村基层组织。但批判者常常持有如下论调——当前的基层机构的组织能力已经难以承担如此精细化的任务。 以笔者对农村的长期观察来说，乡村基层组织仍然强有力运行，其组织能力、动员教化群众手段都很高效，而且在基层组织内仍有不少有道义责任的村长书记，如让他们通过调动乡村社会资源来保障留守儿童安全，效果可期。 当前基层组织可做的，至少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建造村庄的图书活动室，让分散的留守儿童假期能聚集到图书室玩耍，安排本村长辈照看，以部分填补留守儿童假期监护人的缺失缝隙；二是针对村内留守老人（也包括年轻父母）进行安全教育，这项工作可以通过各地教育部门具体执行，最终通过农村小学这一终端完成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定期、强制知识普及；三是可在缓解留守老人孤独的问题上，村组织发挥相应的作用，比如有条件的地方主动引入志愿者的公益服务。 一些公益机构将传统的补课支教转变为体验式的夏令营，在暑期照管乡村的孩子。© 益微青年 或许反对者会指责上述内容存在诸多缺陷，笔者也认为这算不上完美的治标方案，但在拆除城乡制度壁垒之前，治标多一些，也能多堵住留守儿童的几个安全漏洞。 章子欣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媒体和公众在狂热地寻找她之后，不应该止步于此，还应该为这个群体做更多，那才是纪念她的最好方式。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dca7812504de518964bcf84b9d528ea80c72f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