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晚上一个文化沙龙里，乔纳斯·斯坦普和我们说了一个关于父亲、母亲以及性别的故事。这位瑞典老帅哥成长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庭，父亲是丹麦画家，母亲是瑞士画家，而他自己则是一位行为艺术家以及艺术节策展人。 乔纳斯是个男人，身材高大、淡淡的胡子，散发着阳刚气息，他说，“我的性别问题意识在很小的时候就觉醒了。” 曾经（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还是一个孩子的他亲眼目睹了性别桎梏如何对母亲的际遇和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他看到，同样都是画家，父母的才华及艺术造诣不相上下，可是他们在艺术评论界受到的待遇却大相径庭。身为男性的父亲才华得到的认可仿佛是顺理成章的，而母亲受到艺术评论家们的刁难却多得多。多年后，乔纳斯更从自己身上，切身体会到使母亲备受打压并为之痛苦的原因。 一个男性的自我追问 虽然为争取性别平等的女权运动在欧洲历史悠久，瑞典在这方面更是走在前列，如今瑞典70%的艺术评论家都是女性，但在乔纳斯小时候，艺术评论界仍是男性的天下。 “我要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作为一名策展人将近10年，一共向公众介绍推出了来自48个国家的370位艺术家。”乔纳斯说，性别是艺术里与生俱来的元素，很多女性艺术家都会以追求性别平等作为她们的创作主题。策展时，他也会去看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但无可否认，作为一位男性，过去他选择的男性艺术家远远多于女性。 “我发现我对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很难产生兴趣。”乔纳斯说。正如时常看到的那样，很多时候看似没有谁故意和女人过不去—作为一名男性，在审美上更容易与其他男性产生共鸣，仅此而已—但恰恰就是这一堵无形的墙，把包括乔纳斯母亲在内的众多女性挡在了主流领域的门槛之外。 所以，乔纳斯进一步追问自己：为什么男性艺术家的创作会更得我的喜爱？我对性别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他得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可能因为我太懒了！” 当有地位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大多数都是男性的时候，如果男人们都懒得去了解另一个性别的视角，以及培养一种跨性别的审美和思维方式，女性无形中就被剥夺了在艺术领域发声乃至呐喊的机会。在所有主流领域都如是。 “性别=男性+女性”， “性别是两性的，包括男性和女性”—马雷军总是用他那和缓却笃定的语调说这句话。 “真是莫名其妙！”一个名为“灾害管理与社会性别”的培训上，几个男人百无聊赖地嘀咕。这是联合国与国家救灾中心合作的一个培训项目。一些减灾救灾领域的男性专家被赶鸭子上架，硬拉过来“听课”。 主讲人是马雷军，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联合国社会性别主题工作组项目官员。也是他，要求救灾中心在第一次培训中保证1/3的男性出席率—不管用什么方法把他们弄过来。 先声夺人，一开场，他就抛出一个数据：联合国和伦敦经济学院就2008年前的所有自然灾害做了一个调研，发现灾害中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普遍达到1︰4，这意味着，灾害中每死亡1名男性，同时有4名女性死亡。一开始，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体格、力气、肺活量等生理差异导致如此。然而伦敦经济学院进一步调查却显示：不是生理原因，而是4个社会因素导致了女性极高的死亡率。 “许多男孩子从小就学会了爬树、游泳；女孩则被教育要矜持。加上自然灾害中75%到80%的死亡都发生在屋里，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文化中，女性呆在家里的时间本来就多，又不像男性，一有风吹草动提个大裤衩就能往屋外跑。” 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优先得到父母舍命相救，救灾时获得更多物资的，几乎都是男孩。即便在日常，男性也总是能比女性更多地获取灾害信息。 “有一次，我们在乡镇组织防灾培训，一名受访妇女说5次培训里她只参加了半次。前4次都是丈夫去的，第五次丈夫不在，她去了，培训10点才开始，11点就要回家做饭，半次培训成为了她全部的防灾培训过程。” “这意味着，仅仅是在日常防灾培训里注意提高女性的参与度，就可以大大减少灾害中的死亡率。”当马雷军把一个个数据、调查结论和全新的性别视角有条不紊地摆出来，台下不以为然的表情开始变得专注。 “只有第一次培训需要强制男性参与，”他说，“有所了解后，以后他们都会再来。” 和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一样，这也不符合女性对中国男性的整体印象。 女权主义者一直都希望更多男性参与到推动性别平等的行动中来，但对此却不敢抱很大希望，“除了一些性学家如方刚等，（在性别问题上）能想得很清楚的男人很少。”沙龙上的一位参与者说。甚至有女性直接问乔纳斯，“男人为什么要为女性争取平等，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男性社会压力巨大的真正根源，恰恰是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当女性失去平等的社会参与能力，这些责任就只好全压到男性身上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21c7bde680203d8cf2f24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