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汉字拼音化运动的内在原因 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承载了东方文明古国的光辉历程。近代中国由于国运衰败而受到创制拼音文字运动的强烈冲击，尽管汉字拼音化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却直接促成了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形成。汉字信息化孕育着“创新型”国家的内涵，在加快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互融的同时，为我国的自主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国运衰败催生近代中国汉字拼音化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场浩劫中，除了肆虐的殖民掠夺，殖民文化的侵略同样跋扈。为永远控制和奴役中国民众，殖民者企图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西方人便拉开了汉字拼音化的序幕。 西方人把拉丁字母与汉字结合起来，最初只是为了识读汉字，即借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后来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创制该方案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于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1626年法国人金尼阁(Nicholas Trig Ault)又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随后又有多名传教士对此进行研究。明朝及清初，中国国力尚为强大，他人不便有非份之想，但到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蜂拥而至，他们对汉字西化的态度变本加厉，从为汉字注音急骤转为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进而替代汉字。1815—1823年英国人马礼逊在广州出版了一部中英文对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设计的官话拼音方案拼写汉字，这成为方言教会拉丁字的萌芽。1867年英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韦妥玛出版的《语言自迩集》起初也是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语所用，后来扩大用途，用以直接拼写汉字，由他创建的韦式(wade-Giles)音标成为半个多世纪来在国际社会中汉字拉丁化的标准体系。受此影响，汉字拼音已在中国民间初见倪端，19世纪后期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逐渐流行起了“滨泾英语”(pidgin English)，但更为严重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如景颇文，佤文、苗文等等至今都留有当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创造的文字的痕迹。鉴于历史等原因，1951年我国政务院在《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的文件中因势利导，用拉丁字母为其他少数民族创制新文字，效果良好。当然，“尺蠖之曲，必在信也”，到2005年，中国GDP达到人均1703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前景最好的国家之一时，西方人又不禁惊呼“让位吧，英语”。民众与国家的荣辱是唇亡齿寒、休戚与共，因此，国运衰败时期淳朴的爱国热情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汉字拼音化运动。 二、自强不息精神推动汉字的革新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沦落、民族被奴役的现实深深触动了广大民众。经过认真反思，他们认为“师夷长技”不能“制夷”的症结在于中国的文盲太多，民众受教育不够，“教育不能普及则民智不能开通，国家亦不能强盛”(孙中山)，而中国教育不能普及则被认为是繁体汉字和文言文难学难用所造成的，远不如西方字母文字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这样，围绕着扫盲和开发民智的目标，企图从文字改革上找到振兴国家良药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就空前展开了： (一)清末的切音造字。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首先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张。1892年，卢戆章发表《一目了然初阶》一文，为“切音字运动”揭开了序幕。卢戆章在青年时期于新加坡学习英文，他认为欧美强国“切音为字，字划一律，字划简易”而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字之至难者”，“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女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基于切音文字”。为此，他采用罗马字和自创的怪字母于1892年创制成一套中国切音新字，收录在《新字初阶》文中，于1893年出版，以让民众“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而“何患国不富强哉”，并满腔热情地向群众推广。“切音字运动”很快得到了维新变法领袖人物的支持，梁启超在为沈学的《盛世元音》写序时表示赞成“创制拼音文字”，谭嗣同在其《仁学》中积极提倡拼音文字，提出“尽改象形为谐音(即拼音)”的主张。1895年文坛、政界名人吴稚晖在苏州受西文字母启发，创制了“豆芽字母”文字用来和他太太通信。这样，“切音字运动”名噪一时，却也随变法的失败而步入低潮。 (二)五四运动时的国语罗马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等刊物就提出了“汉字改革”的主张，不少人就主张废除方块汉宇，用罗马字母拼音来代替，随后受当时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影响，激进的爱国主义者又提出“废孔学，废汉字”，甚至“汉字不灭，中国必完”的口号，掀起了汉字拼音化的第二个高潮。1923年，受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后用罗马字母成功取代阿拉伯文的刺激，被唐兰先生称为“国语罗马字忠实信徒”的钱玄同于该年在《国语月刊》上发表《汉字革命》一文，指出“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随后国民政府组建国语统一筹备会，下设“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由钱玄同、黎锦熙等人负责，该委员会于1926年通过了一套国语罗马字，1928年由教育部正式公布；1934年钱玄同又为该国语罗马字的推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但该类运动始终没有走出知识分子圈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这也注定了国语罗马字的推行在国难深陷之际收效甚微。 (三)抗日救亡以来的拉丁化新字运动。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1931年在海参?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草案，随后出版了该类字典、书籍和报纸，在海参威等地的华侨中试行，效果显著。受苏联扫盲及国内革命情绪的影响，以及拼写方言易学易写，瞿秋白等人又进一步推动汉字拼音化运动。1935年12月我国知识界名人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685人签名，并发表了题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的文章予以赞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拉丁化新字运动”也随之扩展开来，1934—1937年间各地制定的拉丁化方案就有13种之多，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由毛泽东等任名誉理事、林伯渠等45人为理事的“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来推广拉丁化新字，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还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 (四)建国后汉字拼音化运动的续存。到了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要求汉字拼音化的呼声仍不断，郑林曦等人还进行了细致的论证：“中国学习繁难的汉字，要想学到能阅读能写作的程度恐怕非有三五年不可，但拿过去中国文字改革运动者用拉丁化新字教工农大众的经验来说，大致有三个月工夫就能教会一个文盲读书写信，……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如果汉字改为拼音，比其他拼音文字格外易学”，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30792e31a5f312b3169a45177232f60ddcce7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