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02刘瑶：陶庸生《国学概要》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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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卷 第7期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ol.38 No.7 2017年7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ul.2017 编者按：以“国学”或“国故”、“国粹”为概念，对我国传统学术做整体性的论断，起于清末，迄于民国，约有200余种。近年“国学”再度兴起热潮，但迄今在众多诸如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经学史、儒学史、哲学史等类著作中，尚且缺乏一种对于近代国学史的总结和描述，故此有必要加以探讨。本《学报》搜求1900-1950年间国学著作，重读而提要之。2014年第3期及第9期已刊出唐钺《国故新探》、蒋逸雪《国学概论》、钟泰《国学概论》、程树德《国故谈苑》、王易《国学概论》、徐英《国学大纲》、马瀛《国学概论》七种提要。兹再列为专栏，继续推出。 陶庸生《国学概要》提要 刘 瑶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陶庸生是民国时期沪上的中学教师，毕生致力于国文教学，曾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等多所学校任教。文章利用极其有限的近代文献粗线条地勾勒出陶庸生的主要生平事迹，归纳出陶氏教学思想，并对陶著《国学概要》一书及其他相关论著展开初步的分析归纳和比较研究。 关键词：陶庸生；《国学概要》；生平事迹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7）07-0005-04 一 作者生平、诗文、教学思想 陶庸生（1887-1948），江苏镇江人。家世与求学过程不详。先后出任江苏省立第一商业学校教务处主任，江苏省立常州中学、上海中学及私立育材中学国文教员。其中，仅在上海中学一校就有20年以上的教书经历。上海中学曾以教育质量享有盛名，自然得益于有陶庸生这样一批治学严谨、循循教导、情操高尚的老师。抗战期间，上海中学播迁多地，并没有因战乱而停止办学。陶庸生更是对学校不离不弃，对学生尽职尽责，学校一日在，他的教学活动就未中断。由于长年累月伏案苦耕，积劳成疾，陶庸生不幸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31日逝世，享年61岁，当时在校师生无不哀悼。 专著有《国学概要》一书，单篇文章有《本校国文教学之概况及今后改进之商榷》、《谈读书》、《中学国文教材中心与习作问题》等，诗文有《三十五年春仲上中复校初次驱车吊访校舍》、《复校后初登龙门楼感赋校景》等。 据陶庸生的学生陈以鸿回忆，他曾在黑板上写出一副对联：“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并且指着那个“庸”字说：“这就是我陶庸生的庸。”这大概是自谦罢了。虽说教师职业平凡，但陶庸生绝不平庸。为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民，心忧其国，担当大义。“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与上海两百多位大学教授在《申报》上联名宣言：“准备对日作战，组织国防政府，尊重人民权力。”[1]力在呼吁民众，联合抗日。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同年，上海中学开始筹备复校事宜。1947年，《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刊》刊登了陶庸生的几首诗。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是今上海市上海中学的前身，在抗日战争时期，校舍几经毁坏，但发展始终没有隔断。“抗战期间，上海中学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兵营与在华东地区的英美侨民集中营，学校原有的漂亮校舍被日机轰炸，破坏严重。据沈亦珍回忆，当时学校遭敌寇摧毁，校舍破坏过半，内部设施，荡然无存。学校触目凄凉，战争遗迹历历可见。”[2]这是沈亦珍校长对复校前的回忆，我们亦可以从陶庸生的诗句中看出复校后的场景。 《三十五年春仲上中复校初次驱车吊访校舍》是陶庸生1946年所作，刊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刊》复校第6期。该诗写出了复校后的校舍情况，虽是重建的校舍，但毁落的遗迹仍存在，可见战争带来的创伤非一日能抚平。《复校后初登龙门楼感赋校景》发表在1947年《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刊》第9期。这是一组诗，每一小段都有注解说明，描写5 收稿日期：2017－06－10 作者简介：刘瑶（1997－），女，湖南衡阳人，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学生。 了龙门楼、先棉堂、大礼堂、水塔、工厂、教员宿舍等一系列校景。陶庸生的诗写出了别样的伤感，他关心学校，痛斥战争的毁灭性。这些诗将战后破败的校园遗迹幕幕回放，处处惊心，虽是写景写物，却是沉郁顿挫，如诉如泣。且录诗观之： 三十五年春仲上中复校 初次驱车吊访校舍（二首） 水塔遥相望，崇楼横纵陈。外观本面目，内象失精神。大厦三堆瓦（宿舍毁落三幢），重门一片榛。东西民族性，遗迹在烟尘（为敌军司令部，继作欧美集中营；东西民族生活、习惯、遗迹犹存）。 废垒蛇龙葅，荒场牛马群。华堂徒壁立，破牖遍丝棼。草木迷离影，门墙剥落纹。小楼红数角，青莽趁斜曛。 复校后初登龙门楼感赋校景（十二首） 龙门当日似春台，桃李盈庭次第开。疾雨狂风知劲草，盘根错节又来栽。（龙门楼） 矗入云霄独木支，朝晖高照赭红旗。汉王既拔赵家帜，何必伐柯大小差。（旗杆残余一半） 先棉纪念起重楼，弦诵声中夕照收。（堂向西）回首不堪人去后，星戈霜剑一庭□。（先棉堂） 建筑中心大礼堂，衣冠揖让暖春光。雕梁画栋尚遗迹，风扫长廊无一藏。（大礼堂） 东西相峙四幢楼，素幕明灯一望收。何事阿房楚一炬，三堆瓦砾惹人愁。（学生宿舍四幢，毁落三幢） 耸立如幢踞一方，喷流分脉不成行。纵然汤谷经穿凿，濯足沧泉未可尝。（水塔） 远听轮声辘辘忙，饬材辨器好工场。而今廓落门深锁，曾是吴娃作卧房。（工场） 无中生有三排屋，铁盖板墙黑色奇。用夏蛮夷多苟简，自知迁就不长期。（敌军于操场筑木屋三大排） 斗方红屋最玲珑，布置西南七粒星。蓦地苍云天外涌，连珠中断吊伶仃。（教员宿舍七幢，余昔日住第六幢，今已毁落五、七两幢） 园圃原来兼牧场，有瓜有果有羔羊。可怜散落斜阳里，任尔嘶风野马狂。（农场） 巧小花畦抱地宜，嫣红姹紫斗丰姿。霜华莫敌烽烟动，憔悴秋容是几时。（花畦） 郊外藩篱占地长，森森遍插自成庄。一经戎马纷驰后，断续迷离入草芒。（藩篱） 陶庸生的教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日常教学和文章著述当中。《谈读书》刊于1935年《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第八届暑期学校旬刊》第3期。该文谈到中学生该如何读书，非泛泛而谈，而是对中学生这一特定群体谆谆教导。这作为一名老师的良苦用心，也是中学生的福祉。《本校国文教学之概况及今后改进之商榷》一文刊于1931年《江苏省立上海中6 学校半月刊》第56期，该文叙述了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教学之经过概况，并提出8点改进商榷意见。由此可见陶庸生于教学之用心。宏观能把握全校教学动态，微观处能提出建设性意见。此尽职尽责，此高瞻远瞩，实令人敬仰。《中学国文教材中心与习作问题》刊于1934年《江苏教育》第3卷第5、6期合刊。在文中，陶庸生提出今时代教材之中心，应以“发扬民族指导修养为中心”，以“认识固有学术引起读书与兴趣为辅”的观点。 陶庸生的教学思想，可以总结为三点： 第一，以身作则，以德育人。陶庸生曾说“须培养学生之道德，鼓其气节，正其言行，端其视听，植其根底，荣其枝叶。”所以他在教材中心思想问题上提出以“发扬民族指导修养为中心”，以“认识固有学术引起读书与趣旨为辅”。 陶庸生的字写的很好，板书同样漂亮。他告诫学生：字必须每天练，一天也不能停。俗话说“字无百日功”是不对的，一百天怎么写得好字呢？应该是“字无罢日功”，就是说停一天前功尽弃。[3] 第二，注重写作，提倡文言。他认为高中学生应该用文言作文第一学期可以通融写白话文，第二学期必须写文言文。 对于习作问题，他提出以下要求：在思想上，要避免思想不清、理解悖谬、误解题意、不切题旨；在修辞上，要避免文法不通、词句不稳、文句反复、语多浮泛；在书写上：不写别字、俗字、怪字，减少涂改，字迹清楚；在细节上，注意文言句白话句分辨、标点符号确当；在写作原则上，禁止东抄西抄、请人代作、不打草稿。 第三，因材施教，量体裁衣。鉴于当时教材中心思想分歧，或主观过强，或潦草塞责，只顾教者任务，而不察学者之修养知识，学习现状。陶庸生提出：教材不必艰深，须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各年级教材应深浅有别，不宜略同。陶庸生所编教材《国学概论》是最好的体现。 对于中学生读书建议：读我必读的书；读我所能读懂的书；读进过整理的书；读完一种书，再读其他种。阅读宜先浅后深、很短后长，不可浅尝辄止；如何读一本书？先读书中序言，然后分析其内容，再综合其要素，最后总结读书的心得。 二 《国学概要》之版本与特点 “国学”是我中华民族独有文化，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当今社会都倍受欢迎。《国学概要》同名异书者颇多。1931年，远东印务局出版了王韶生《国学概要》；1937年，北平联合出版社出版了李维《国学概要》；1946年，龙门联合书局出版了陶庸生《国学概要》。 陶庸生所著《国学概要》，是民国时期大学及高中选修常用的讲义，是国学入门的参考书。该书在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7月出版，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8月再版。出版者是严幼芝，发行者为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当时在南京、北平、重庆、广州、汉口、杭州等各分局有出售。1959年，台湾启明书局影印了陶庸生此书，改题为《国学入门》，封面标明“青年百科入门〃国学入门组”。1978年，台湾信谊书局再次影印出版，列为《国学入门丛书》5册之一，总题为“国学研究”，署名“陶庸生等著”。 全书共167页，约20万字。分为4编。第1编经学、第2编史学、第3编哲学、第4编文。其中第1编后附编小学，书中有注释、有附注，书末附有勘误表。此书前面有陶庸生《引言》，兹录如下： 是书为多年来大学及高中选修之讲义。博采群书，立意取其尤当，参考众说，主旨要在客观，而沿流溯源，提纲挈领，尤斤斤焉勿失，俾学者可据此以寻国学之门径。述而不作，几经修改。曩年已由书肆付梓，未出版而一二八之釁作，稿已多散佚。诸生所有之讲义，泰多遗亡。兹经搜拾，再加损益，印成是册。倘荷垂青采为教本者，如以钟点无多，则材料之剪裁，讲授之繁简，谅能因时制宜也。即学生用以自修，亦可示其津梁。惟国学宏深，非浅陋能窥其堂奥；时贤著作，已博引掇其菁华。倘蒙明达之士，教正焉，鉴谅焉，则幸甚矣！ 此引言讲述了《国学概要》一书的特点，以及该书成书之因。《国学概要》早在1932年已成书，付梓未出版。而“一二八事变”后，稿件多散佚，但是教育仍需继续，教材仍需编纂。陶庸生不辞辛苦，主动担当教材编纂大任。 该书的三大特点，详论如下： 第一，述而不作，博采众长。文中陈述较多，而作者本身的论断很少，类似“辑述”的性质。朱熹说：“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陶庸生是一名老儒生，想必也是笃信经典。对于国学，古代圣贤之作是不可逾越的经典，书中多处引用《周礼》、《尚书》、《周易》、《庄子》、《说文解字》等一些系列经典书籍的观点，可见陶庸生谨小慎微，不敢大胆提出自己新的创见。同时，他也遵循圣人的言行，坚守着传统文化阵地。胡适著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驳论“诸子出于王官”，可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章太炎《论诸子的大概》一文中说胡适“固然有些想象，也有几个确实凭据”，陶庸生与章太炎观点略同，并对此反应强烈，他批评胡适因袭新文化立场，妄加臆度，数祖忘典、入主出奴。 德国汉学家花之安（Ernst Faber）《经学不厌精〃序》：“予涉猎经史，非敢谓突过前人，惟念初学入门，宜有根据，捃摭旧文，自有新得。”初学者可效仿“述而不作”，国文资深教师陶庸生应有所突破。但《国学概要》作为教科书，是为广大学生群体而著，如站在此角度，“述而不作”的原则恰是学生初入国学通俗易懂的好教材。 “国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是针对当时“西学”而提出的新名词，所以当时学者对于新名词“国学”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陶庸生引言说：“时贤著作已博引，掇其菁华”，他在书中多次引用同时代的学者的观点，如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王国维、罗振玉等。梁启超著有《国学入门书要及 其读法》，章太炎著有《国故论衡》，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些都是编写国文教材《国学概要》的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陶庸生可谓“集群圣之大成而折中之”，不偏不倚，允执其中。《诗经》中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陶庸生辨疑析异，博采众议，而成《国学概要》一家之言。 第二，沿流溯源，提纲挈领。晋陆机《文赋》：“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知其然，必须知其所以然，而后言之有物也。《国学概要》一书设有“历代治经概述”、“文字之变迁”、“历代之训诂学与书”、“历代史学”、“历代之治子学”、“历代文学之流变”章节。沿其发端，按时间顺序叙述历朝历代之流变，搜罗甚备，考索甚深。于其经学，观六经到十三经之变；于其小学，知今文、今字之来源；于其史学，知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于其哲学，知九流十家的何去何从；于其文学，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此书沿流溯源，征其来处，结构完整清晰。能使初学者索阅极便，易得要领。 中国国学文化底蕴深厚，滔滔黄河淘不尽，滚滚长江流不断。陶庸生终其一生致力于国文教学，掌握国文之精要，始著《国学概要》。唐韩愈《进学解》：“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国学概要》正是提要钩玄，提纲挈领，讲明重点，不失为一本优秀教材。以下为第3编“哲学”各章目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周秦诸子之哲学 第三章 历代之治子学 第五章 汉唐之释道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之玄学 第七章 宋元明清之理学 由上述目录可以看出，章节是有梯度的，大标题含有小标题，循序渐进，层次清晰。目录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展示了教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使学生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结果一目了然，把握知识整体结构。目录是提纲挈领、讲明重点的，比如说第3编哲学，分为3级标题，先横向概括“十家九流”，再纵向叙述“历代之治子学”，最后3章重点讲述汉唐之释道、魏晋南北朝之玄学、章宋元明清之理学。纵观目录，简明扼要，面面俱全。陶庸生在引言里说：“倘荷垂青采为教本者，如以下钟点无多，则材料之剪裁，讲授之繁简，谅能因时制宜也。”由此可见本书的结构安排灵活自如，若繁则删，就简则补，非循规蹈矩，因时制宜，因材施教。 第三，与时俱进，紧跟潮流。陶庸生所著《国学概要》在当代社会可能划为旧书，但其内容经典之处，永不过时。此书在当时应是与时俱进、识时达务的。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A、B、C的排列顺序；小说、戏剧采之入书；哲学用philosophy表示；在谈论“文学之因素”时，言及“新文化运动”、“康梁变法”、“辛亥革命”，从而论证时代与环境为文学之因素；书中还提及一些现代罕见的名词，也可谓是时代的创见。如：古今文兼重号曰“通学派”、“等韵”者，中7 国拼音之学也。熔古铸今，紧跟时代潮流，是一本真正不落窠臼之书。 三 与王韶生《国学概要》之比较 1931年，王韶生著《国学概要》，由远东印务局出版，共232页，分22章。主要介绍了我国哲学、文学、史学知识，同时也涉及经学、小学、目录学等。 王韶生（1904-1998），字怀冰，广东丰顺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1930年，赴星洲任端蒙学校校长。嗣后回国，历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州大学、国民大学、文理学院等校文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9年迁居香港。王韶生毕生醉心于学术研究及文艺创作，发表论文数十篇，著作十数种，逾百万言，著有《皮锡瑞之经学》、《怀冰室经学论集》、《怀冰随笔》、《当代人物述评》等等。[4]《国学概要》为其早年所作。 刘勉群在王著《国学概要》序言中说：“国故的范围既这样广阔，历史有那么悠长，无怪一般中学生对之要望洋兴叹，就是教授这么功课的人都觉得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现在坊间出版的关于《国学概论》的书，虽然不多，也有几本，可是都犯了一种毛病，不是偏见太深，就是毫无意见，只知把材料排列在一块，编制之系统不明，编者之意见何在？” 此序言指出当时坊间出版的国学著作诸多弊病。王著《国学概要》正是有意避开这些弊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刘勉群先生为王著作序道，王先生这本书的特色很多，一是系统分明，二是态度公正。 王所著《国学概要》共22章，没有目录。但整本书脉络清晰、系统分明。笔者根据书本内容列目录如下： 第一章 群经论略 第二章 周秦思想概略 第三章 汉朝学术趋势 第四章 世说新语 第五章 隋唐佛学 第六章 宋明哲学大意 第七章 朴学蠡酌 第八章 中国史学之发展 第九章 中国的重要史学家 第十章中 国文学的源流 第十一章 屈原及其弟子宋玉 第十二章 汉赋 第十三章 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 第十四章 六朝诗人 第十五章 文学批评家刘勰、钟嵘 第十六章 骈体文 第十七章 唐宋八大家 第十八章 李杜苏黄 第十九章 词曲传奇小说 8 第二十章 桐城派与古文 第二十一章 小学撮要 第二十二章 目录学入门 王韶生和陶庸生为同时代教师，其心为学生而生，其书为学生而写。一位在血气方刚、少年得志时而为，一位在老骥伏枥、大器晚成时而作。一个敢于挑战，一个当仁不让。两者方圆殊趣，各有千秋，所著《国学概要》同名实异。 从宏观上比较，王书文学知识体系占多半，而陶书文、史、哲、小学平分秋色；王书目录学单作一章，陶书目录学归纳于史学范畴；王书《世说新语》主要从思想方面讲，陶书将《世说新语》纳入文学小说里面。王书小学谈得较浅，陶书把小学纳入经学附编，在书本占同样的比重，包括文字、训诂、音韵、书法，内容详实。另外，王书是由王韶生、丰顺合编，王韶生主编，有杨寿昌和刘勉群先生作序，王韶生自序，唐富言先生封面题字。陶书为个人专著，无序，有陶庸生引言。相比较而言，王书文学知识体系丰厚，陶书章节布局清晰，文、史、哲、小学各不偏废。王韶生写于生平早年，陶庸生作于生平晚年，虽然陶庸生比王韶生大17岁，王书出版时间早陶书15年。 如果从微观上看，王著《国学概要》附有多个附录。南北学派系统表：南北学派比较表；三国六朝玄学系统表；禅宗传授系统表等等。陶著《国学概要》在“周秦诸子之哲学”有先秦之学派表，与王著“南北学派系统表”相甚无几，或是陶著借鉴王著，或是同时参考了统一资料。对于经典之作，同时参考不可避免，如王与陶共引用章太炎《国学概论》“以文字著于竹帛叫做文”；王著无目录，每一章节按内容分许多标题，陶著目录与内容一一对应系统而完备；王著语言偏白话文，口语化，通俗易懂。陶著偏文言化，书面化，中规中矩；王著文学色彩浓烈，有较多的主观评价、有呼吁、有感慨。陶著中正严谨，有理有据。例如：王著否定了当时人对赋的抹杀，指出赋的可取指出，不可全盘抛弃。陶著即“赋”发展到哪，笔墨就到哪，其来龙去脉清清白白，有者道尽，无者不赘言。另外陶著有注释、有附注，可体现治学严谨。如“近人以三大史学家——刘知幾、郑樵、章学诚，或加入杜佑相提并论，其同异者因并及之，挂一漏万，知不免焉。” 总体来说，陶庸生所著《国学概要》相对成熟些，一是年龄大，教学经验多；二是晚年思想趋向成熟。王著语言生动、通俗易懂，适合课外教材辅助性读物。陶著著述严谨，系统全面，适于教材。 参考文献： [1]无名.上海各大学教授意见[N].申报,1931-10-27. [2]唐昌盛.史品上中菁英教育的缩影[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92. [3]顾国华.文坛杂忆全编[M].上海:上海书店,2015:46. [4]何葆玉.丰缘书信录[M].武汉:中华诗词出版社,2007:1. （责任编校：张京华）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61bbd5424284b73f242336c1eb91a37f111320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