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仅就清人编的《全唐诗》统计，诗人有二千三百余人，诗歌近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题材之新颖，风格流派之多样是前代无法比拟的，远远地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我们穿行唐朝诗林，遇到过高适笔下乐观豪迈的将士，也感动于孟郊《游子吟》中的慈母，更同情《杜陵叟》中的悲苦农民，只是里面的商人我们见得少，唐诗中的商人是怎样的样子呢？ 古代中国人就有士、农、工、商之分，商人处在社会底层，所以在唐诗中受到诗人轻视。李益在《江南曲》中写到，“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诗中女子，感情真挚，但给人有“嫁错郎”的感觉，然而我们透过这一层，还可以隐隐地窥见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传统意识，那就是对商人的鄙薄，在那个女子眼里，商人还不如个弄潮儿呢！《琵琶行》里的琵琶女在她年轻貌美走红时可能一点也看不上商人，只是到了自己年长色衰没人问津时才不得已下嫁给商人。一个歌女，本来很卑贱的，再加上年老色衰，嫁给商人，真够“门当户对”的。这从侧面反映出唐朝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唐朝商人为了生计，到处奔波，给人寡情薄义的印象。唐代诗歌中专门写商人的诗倒不多，但是涉及商贾的诗却不少。这些诗往往对商人的描写着以不光彩之笔，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写到“老大嫁做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里面浸透着多少辛酸泪！渗透着多少伤痛、几多悲愁！人是有记忆的，面对今天的孤独冷落，回想昔日的锦绣年华，对比之下，怎不让人伤痛欲绝呢！这一切就是那个寡情薄义的商人造成的！琵琶女愈是悲痛，人们愈是痛恨那个寡情薄义的商人。再来看刘采春笔下商人妻子的生活“莫作商人妇，金钗当人钱。朝朝江上望，错认几人船。”商人离家久不归，闺中之妇夜夜盼郎郎不回！生活无着，苦挨日子，清清苦苦。苦等不归，寄希望于神，把头钗用去占卜，天天望夫归，天天夫不归，做商人的妻子多凄凉啊！ 商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惟利是图，这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给人不佳的形象。人们对他们产生了忌恨和厌恶之情。因为惟利是图，使他们在买卖中很难从公平出发，而是层层盘剥。我们从元稹的《估客乐》中就可以略见一斑：“估客无往着，有利身则行”，“鍮石打臂钏，糯米吹项嘤。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从中我们看到商人为了多赚钱，不惜耍弄手段，欺骗乡邻，估客（商人）的嘴脸被刻画的淋漓尽致。 唐朝诗人为何总要跟商人过不去呢？为什么总是把他们刻画成惟利是图、轻易别离、寡情薄义的形象？我认为除了文学的曲笔之外，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文化原因。 首先是由于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历代君主都“以农为本，工商为末”，从事商业的人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了，于是诗人鄙薄商人就可以理解了。 其次是由于商人的职业及其本性所决定的。商人是惟利是图的，为了钱有时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坑害蒙骗，无所不用。我们知道，中国文人的头脑是浸透着儒家思想的。宋朝之前儒家之于义利，一直是重义轻利。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其中体现的是一种重义轻财的态度，是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寻求精神富足的心态，强调道德上的幸福感。“重义轻利”更是儒家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道德伦理准则。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也就是说，追求富贵是人的一种本能，实无可厚非，但追求富贵必须遵守道义，必须合乎一定的道德伦理规范。否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可见，在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义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义对利具有普遍性的制约和限制作用。而唐朝商人却把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作为有浓厚儒家思想的诗人当然很蔑视这种人的。 更多唐诗精选，请访问督师历史网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71d91aff524ccbff121840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