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对现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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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对当代舆论的启示

汽33 邱昭昀 2013010837



清议清谈这寥寥四个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意义极其重大。比起为许多人追捧的魏晋名士清谈风度,我更欣赏汉末名士们在清议中表现的婞直之风。 “清议作为知识阶层的一种共识,使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完整的群体形像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且在清议里表现出来的那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及婞直之风,一直是后代士子人生价值观上的参照及风骨上的楷模,影响深远;从晚明的东林党到晚清康有为带头的公车上书,无一不是其余绪的远代流注。”[1]

清议影响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主导了当时的舆论导向。汉末时期,群小干政,外戚擅权,朝纲大坏,百官缄口。这时候一群太学生却挺身而出,纷纷上书争议时弊,抨击朝政。他们虽然没有实权,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时的名士,如李固、杜乔、范滂等人,是民族的精神领袖。他们极受人们敬仰,以他们为中心,当时的知识分子界正气凛然,拧成一股绳,即使被朝廷打压,还是前赴后继。这样的精气神,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让后人为之景仰。

当代的中国,确少的就是这样一股集中的正气,人心散漫,流言纷杂,信仰缺失。一个时代的舆论其实就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而舆论方向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那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舆论?当代的知识分子对舆论导向有什么作用?或者换个说法,知识分子在公众教育中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从清议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清议的产生背景是王朝末期,社会流弊多,而知识分子对时弊的抨击引发了人们的共鸣。今天我们社会问题也很多,官员腐败、道德滑坡、文化泡沫……而作为民众了解社会的主要渠道,本应该全面真识地反映社会的媒体,往往陷入两极分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体制特殊,中国大众传媒都是由以前的党报发展而来,我国在新闻媒体的控制上较为严格,例如China Daily只报道中国好的方面,,又如逢年过节大篇幅地方领导慰问基层的报道。长此以往,形式主义兴起,人民对这方面的报道也失去了信任,即使是真心为民也会被一些人当作作秀。另一方面,传媒会为追求眼球效应,过分渲染社会的阴暗面,让人们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富二代都是嚣张跋扈,城管都乱打人,官员都收红包,老人被


扶都会讹诈……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媒体对此大肆渲然,的确引发了人们的反思,但随后在江西南昌的另一位“小悦悦”被撞后20多位路人合力抬起汽车救下车轮下的女孩,对这件事的报道却很少见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社会诚信体系崩塌,人人自危。

今天的知识分子难道就没有批评时弊的人吗?不,相反,批评的人还很多,但没有形成一个集中的精神导向。每个人有每个人独自的思考,往往狭隘片面,有时甚至成为负面情绪的渲泄。对比清议时名士,他们的批判反映的是内心深沉的家国情怀,他们以一种大合唱的磅礴气势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而今天的我们更像吵吵嚷嚷的菜市场。我们需要批评,需要看到社会的问题,目的是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不希望只看到居高临下呐喊式的批评,却需要有高屋建瓴的智慧的批评。我们需要看到黑暗,更需要看到光明。我们需要用睿智而不冷漠的视角来审视社会,我们需要培养博爱宽容的情怀。这样的社会舆论才能对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来,这样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凝聚力。

今天没有形成一个文化核心,与科技的发达有很大的关系。托马斯·弗里德在《世界是平的》一书表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化”同时到来,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格局。其实因特网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更不容忽视。近年来网民中掀起了一阵“微”风,在微博微信等信息交流平台上,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发声体,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小小的发声中心,谁也说不上哪天自己的一句话就传遍大江南北。而这对于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核心无形中是一种阻碍。加之自由民主思想的泛滥,而人们的思想水平参差不齐,无法匹配这种自由的制度。许多人口无遮拦,使得公众容易接受到的时评等信息质量下降。就像韩少功先生在《扁平时代的写作》中所说,“如果说主化意味着一个有核心、有级差、有组织的塔状结构,让位于一个无核心、无级差、无组织的面状结构,那么这一前景是否值得万众欢呼?”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叛逆比服从更流行,权力比责任更动心,任何共识难以达成,真理永远缺位。圣人、先知、导师一类从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是无深度和无高度的世界。”

重建一个文化核心,一个精神价值的方向,这就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应该首先达成一个文化共识。这并不是反对多元文化的潜台词,而是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普适的道德标准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而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的良心,我们显然应该是以身作责,是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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