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其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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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楼继伟“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演讲的思考 “德国之声5月21日报道，汇丰银行周四公布的中国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预览值为49.1，连续第三个月位于荣枯线之下。巴克莱银行表示，疲软的PMI指数说明中国经济近期内难以实现稳定，经济前景依然充满了下行风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4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出工业增加值略有回暖，但投资依然疲弱、消费增速延续下滑。 目前我国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保7存在一定的挑战，加上财政部长所作关于“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的演讲，引发我们对于中国是否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我想要弄明白中国可不可能落入该“陷阱”，楼部长开出的“药方”怎么样，以及表达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据东南大学经管学院徐康宁教授的论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先由世行提出，认为一些国家在低收入水平时因启动工业化具有较好的规模经济，当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时，规模经济效应开始下降，使得经济的增长缺乏连续的动力。这是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阐述的。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则是主要用来定义类似于金砖五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这类国家由于拥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或附加值并不很高的自然资源等优势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行列，但却长期（甚至更为持久地）停留在人均GDP3000~11000美元这一水平的一种状态。 明确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我们继续思考中国是否会陷入这样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楼部长讲可能性是五五开，主要考虑的是老龄化（造成社会流动性减弱、社会保障问题凸显）、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劳动力供不应求）而引起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使得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企业的利润受到大幅压缩。 此外，我认为增加落入该“陷阱”的可能因素还有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技术发展不起来这两个原因。 我国官方给出的基尼系数属于比较保守的（可能考虑到社会的反响），但仍连续11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反映出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这种大的收入差距，如果是市场通过资源配置引起的，我认为是合理且可以接受的，比如高瓴资本在2010年向京东投资了2.55亿美元，而4年后，京东IPO使得这些股票价值暴增到39亿美元；而一般的投资者买了京东几千股赚了几万块，收入差距就十分明显了。但这是正常的。然而，对于制度不平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我认为是会阻碍经济增长的。以户籍制度为例，北上广深等城市的户籍拥有者，就户口本身来讲就值几百万，还拥有买房、买车、孩子高考不用回原籍等资格的特权；但对于没有户籍的人，如毕业生，即使这些城市的发展需要他们且其本身也十分优秀，也会因为制度性的不平等而无法留在该地。难道这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吗？ 至于技术水平，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近来可能略有向上移动），加上国内顶级名校如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大多去欧美深造，其中有超过80%取得他国国籍。人才留不住，研发跟不上，高素质的技术人才缺乏，必然使得经济增长乏力。 所以，我还是赞同楼部长关于中国有50%的可能性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的。那么，又该怎样看待他为此开出的药方呢？我主要想谈谈对部长关于“改革农业、取消补贴”及户籍制度改革、工会存在对于工资上涨的影响等观点的看法。 对于“改革农业”这个说法本身，我个人是赞同的，关键是看怎么改。楼部长所说的措施，我理解为是要鼓励农业产业化，且其中可能含有使农民偏向经济作物种植的农场化（鼓励土地流转，向大户集中）生产的倾向（因为种什么、怎么种等等完全交给市场决定），如此则是把我国的农产品保障完全交给了这种产业化、集约化后的农业产出以及国际农产品市场。如果操作不当，就可能如巴西一样，农业无法自主，没有剩余积累来发展经济，甚至国家主权都会受到影响，落入所谓“陷阱”也就在所难免。我认为能够比较妥善地改革农业，同时能够兼顾改变现有农业补贴政策的方式，可以是把各种直接补贴变为“目标价格制度”这种补贴政策，一则符合市场定价的原则，二则有利于保护农民这一相对弱势的群体。 为什么是要保护农民，而不是迅速将他们从农村转移出来？ 因为自建国以来，农民为国家建设作出的贡献太多，付出也太多。据孔祥智等学者计算，1952~1997年的45年间，农民以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积累12641亿元；农民工通过工资差额和没有强制规定上社保的方式为城镇经济发展积累资金达11.6万亿元；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土地贡献约计44235亿元[1]，可见现在提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对农民进行补贴是国家对其应有的补偿。此外，农民也是消费者，补贴也是增加其收入的一种方式，更进一步，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内需。其次，依照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现在农村大多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由他们照顾的孩子，青壮劳动力不需要国家政策来解放就自然地为了追求更多的收入而外出打工了，所以说农业现在并没有捆绑住许多劳动力。最后，即使能够转移出劳动力来，也不能操之过急。目前我们有近4亿农业就业人口，照每年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来看，亦只能转移出1400多万人口；经济上又要保7，保障每年就业人口新增1000多万，城市怎么能够迅速地消化吸收？ 再说户籍制度改革，这是一个利好的改革措施。经济层面，可以促进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自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层面，逐步取消一部分人的特权，有利于社会公平，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最后，则有关于工会。的确，在纯粹的经济学分析中，工会的存在实际上抬高了失业率，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工会作为劳动者的自组织，积极争取工资的上涨，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生产和创造积极性。根据能力模型，在计件工资的情形下，工人的工资与其工作能力正相关；而根据效率工资理论，Z(WM)*P*nWZ/PnM（其中，Z表示工人不尽责的收益，W是工人工资，M是机会成本，P是工人不尽责而被发现概率，n是合同周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工资越高对于工人的吸引力就越高，员工也就越愿意留在企业，这就是员工努力工作创造价值的动力。再者说，提高工资是对劳动者应有的尊重，而且压低工资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其他许多方式，这可以结合一些所学的发展经济学知识来解释。 首先，一个经济体要增长及发展，有一定的储蓄虽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虽然美国在1959~2014年间的人均月储蓄率最低为0.8%，最高也只在2014年9月份达到了5.6%，而其经济仍然雄踞世界第一，这其中自然还存在着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储蓄的重要性。在索罗-斯旺模型最简单的情形下，ks*k(n)*k，储蓄率s的提高，会带来k的增加，也即k和y的增加。虽然在经济发展的高水平阶段，这种效应会因为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而趋于0，但很显然，目前中国经济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阶段，故高储蓄率必然会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投资，从而有助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这一点对于人均储蓄率超过50%的中国来说，似乎不足为虑。 其次，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无限动力。当索罗模型中引入了增强劳动力能力的技术进步时，经过一系列的推导可得：kA（为技术进步率）y，可见经济的增长离不开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同时也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这是目前中国亟需进行强化的地方，推动技术进步不仅要依靠研发，也要着眼于更为长期的教育投资，也就是要靠创新型的人才来创新。 至于研发的重要性，在罗默的R&D模型中已有充分的体现：ykE*A（这里技术A表示生产效率，代表一种知识或技术，由比例的研发人员来进行研发），可见人均收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8ec24acb307e87100f696b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