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病人 随着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随之产生的各种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性健康问题也如影随形，引起了社会大众的重视。 但是，健康因环境污染而受损的人群（以下我们称之为环境病人），却面临来自无论是在法律还是在政府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首先，虽然环境污染危害至今，但我国至今没有公害病的定义及判断标准。“环境病人”无法认定，游离于国家的救济体系之外。虽然政府曾经想定义一个“环境病”并获得了环保部和卫生部的同意，但在国务院法制办却被否决，因为定义后的鉴定，赔偿都无法可依。 其次，对于中国环境病人的数目，分布特征，业内缺乏该领域的统计数据，情况不明。情况不明到什么程度呢？在科研层面，只有杨功焕团队关于淮河癌症的调研获得了业内的的公认，而环保部“十二五”的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甚至直接指出：底数不清成为环境与健康问题的瓶颈。 最后，中国缺乏对相关的证据的采集与鉴定能力。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用两句话形容“环境病人”：“第一，中国环境污染现况如此，不能说环境污染对人群的健康没有影响；第二，世界上公害病的证据链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拿不出这样的证据来。” ——摘自《南方周末》第1606期 根据日本医生原田正纯撰写的《水俣病》，水俣病爆发后，首先介入的是医学，因为患者需要治疗：其次是法学，因为在受害赔偿中需要明确加害者的责任，再次是社会学，因为受害者的反抗演变成了反公害社会运动；最后是历史学，因为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但是在中国的环境病人往往是在法学处便遭遇了种种尴尬，在法律上唯一能够找到的，只有将在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中的“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调查”。而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就算是放眼全国，诉讼成功的案例也极少。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说，离成功最近的，无非是“不能排除污染的影响”，或是企业私了，赔付后要求撤诉。 ， ——摘自《南方周末》第1606期 结果导致了中国环境病人绝大多数演化为环境访民，甚至是由单纯的上访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2012年，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一次会议上称：“十一五”期间发生的III级以上的环境事件中，25%涉及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问题，在这些环境与健康事件中，80%发生在农村地区，89%集中在化工，金属采选，冶炼及回收利用行业，51%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 ——摘自《南方周末》第1606期 中国的公害病问题日益严重，而社会关注的程度也在日益加深，尤其是2012年冬华北出现大面积严重雾霾天气之后，环境污染的治理已上升到国家战略。但是在对于具体到个人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方面，无论是从立法还是从司法实践上都严重的滞后。 滞后的原因有很多，个人认为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司法鉴定。到底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有多大的关系的时候污染方需要负赔偿责任，这些都是问题，更何况有各式各样的干扰因素参杂其中，其鉴定结果能否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上同样也是个。毕竟这只是一个相关性证据，而不是确定性证据。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abd245c43323968011c92b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