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补充研究 1、“江村经济”与“差序格局” 作为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纪念的2016年，注定要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80年前，在燕京学派影响下，希望将社会学本土化的中国学人，不满于西方学术传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张力，开始将舶来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努力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研究表明，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标志着人类学的两大转向，其一是从原始初民研究转向当代主流社会研究，其二是从异文化研究转向本土文化研究。费孝通的研究虽仍有可能被某些具有学术歧视观的人继续认定为“野蛮人研究野蛮人”，但对中国学人而言，其不仅开启了“文明人研究文明人”之旅，而且还代表着中国社会学对本土的深层学理探究。 2、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社会治理引入秩序化社会的核心地带，开始在政府的“有限理性”“有限责任”“有限能力”下设计“多元共治”的创新思路，一方面继承社会管理时期的合理经验，另外一方面坚决厘清市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力图赋予社会以自我化解冲突的能力，坚决消除那种“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矛盾格局，建立新的矛盾终结机制，更为重视源头治理。 正如学术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社会治理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在学术研究中仅仅以社会治理的概念替换了社会管理而显示“改进”的做法，是一种浮躁的学术作假；空有治理的概念，却无“治理”之内容的制度设计，是一种庸俗的行政搪塞。这两者，是未来力戒的重点。 3、城镇化与户籍制度改革 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一方面被统计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另一方面被统计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当然，还有一种统计，叫作时点人口的城镇化。这几种做法，都既有缺点又有优点。户籍人口的城镇化，通过将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而推进城镇化；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是以在城镇居住满6个月而推进的城镇化；而时点人口的城镇化，则是在某一具体时点，统计居住或工作在城市(镇)的人口而了解其动态变迁意义的城镇化。所以，在现实意义上，最后一种城镇化，因不具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配置意义而难以使用。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b37abb980d049649b6648d7c1c708a1284a0a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