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会正在遂年减少 金德万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助理巡视员、研究员） 马克思在1877年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到：“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指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车尔尼雪夫斯基赞成的解决办法，即发展俄国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又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马克思无疑同样认可这一良好的愿望。在他“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学习了俄文，研究了相关资料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俄国当时农村公社的状况正是列宁后来指出的小农经济。马克思的结论启发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的思考。中国农耕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表现为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低投入—低产出。此中的低投入乃由低产出所决定，国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即对低产出的低剩余的攫取，更加重投入量的低微。农民在经济生产上降低投入或者说只有低投入的可能，用尽可能少的土地，并且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工具，来进行农业生产；低产出则依靠粮食替代品来维持农民的生存，维持劳动力存量的保持和增加，这样就进一步强化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低产出模式：维持农业人口的再生产，进而保证小农核心家庭的再生产。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由此而蔚成“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这种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实际后果是农业低水平发展的维持和农民低水平发展成果的享有，因此是灾难性的、苦难的。 小农经济促生小农家庭为核心的小农社会，这个社会在消费上实际的市场购买力几近于零，过去有所谓自耕自食，自给自足，就是农民消费状况的真实写照。尽管如此，商为末的商仍然以重农的农为“乘时射利”（《管子•禁藏》）的对象。农民在自身生产遭受伤害的同时还得领受市场的伤害，其原因在于城镇人口的稀少，犹如汪洋大海中的星点岛屿，其滋养利泽无不来自大海。近代以来的城镇人口，有学者估计为总人口的5-10%，取其中间数则为7.5%。城镇居民中大量的公务人员，对农产品的需求和消费，乃出自于国家财政，所谓以米粮充奉禄、禄米、薪水等等说法。只有工商业者和一般城镇居民的农产品消费乃取自于市场。这就造成农产品市场极其狭小。以粮食为例，在市场供求上，一遇年景稍佳，既便低产出的低剩余，投入市场也是一个相当大的绝对量，极容易引起市场供求的失衡，出现谷贱伤农，低产出的低价格带来低收益。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低产出由此衍生出低消费---低市场率。其结果是既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空间的逼仄。而且小农经济的低剩余又制约了工商产品的市场需求，两个市场都因小农经济模式肇致发育不全，成长缓慢。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使“耕者有其田”得到实现，小农经济的土地占有方式得到根本的改变，农民在对农业的投入上已不再仅只是劳动力的投入，土地作为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在所有权、经营权关系的变更下可充作投入，同时国家农业税减轻等政策的实施，也使得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低产出—低剩余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也应该看到这种投入的改善和增加，主要的仍是出自存量，而非增量，实质性的投入仍是低水平的，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和城镇人口比例也相应发生变化，从1949年的8.4：1，缩小到1953年的6.5：1，然后是1956年的5.9：1。在城乡人口比例缩减的情况下农村总人口并未减少却反向呈上升趋势，截止1953年6月，中国农村人口比1949年增加了3800万人以上。在城乡人口结构得到改善，呈比例减缩的情况下农村人口仍呈大幅上升趋势，仍然不能改变低投入—低产出小农经济模式的社会构成。1956年以后，农业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都进一步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正向发展是以维持小农经济的反向发展为代价的。紧接着的三年灾害，工商产业中新职工的精减，甚至出现城镇人口向农村的反流。20年之后，到中国重新确定小农经济模式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时，据统计，1981年中国农村人口已增长到约8亿，比1953年增加2.8亿以上，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之比为3.8：1。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再次出现人口的反向波动：城镇人口增加，城乡人口比例减缩并没有减少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增加的幅度更大，使小农经济的投入产出模式仍然在低水平上重复运行。生产方式变革激发农民的积极性，政策性的投入增加带来产出增长，上游部分的经济增长很快就形成农产品粮食产品的供求失衡，需求量达到饱合后的增量变为存量，又没有充分的农产品市场予以调济，国家不得不加大粮食储备的投入，相应地又在实际上减少了农业投入的增量，农民也很快失去对高产低效的投入冲动，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低产出再次陷入恶性循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低投入—低产出的小农经济模式乃是一种限制性的生产结构：（1）它仅仅有利于农业在数量上的扩展，也就是简单再生产；（2）这种数量上的扩展主要表现为投入和产出上存量部分的扩展，无效率，即无增量的实际扩展；（3）存量扩展只有利于结构僵化，不利于结构优化；（4）结构僵化的结果，使生产环节缩短，上游产品不能延伸，产业链难以形成，产业化受阻；（5）产业化受阻导致市场培育乏力，产品价值失去依据；（6）产品价值波动使产出的实际效率下降，存量进一步贬值；（7）存量贬值造成投入动力丧失，恶性循环的怪圈形成。 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工离土离乡离开农业离开农村，农业遭受劳动力丧失的产业动力源固竭，农业几近灭顶之灾。这种状况发展到90年代中后期已处于危机的边缘，如果不是党执政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结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土地产权、农业规模化经营、城市化及城市规模、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城乡一体化、新型工业化、市场与内需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居住制度、农村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覆盖全体人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制度、教育制度，乃至生命权、教育权、劳动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义务教育、技术培训、人生保障和社会治安、农村文明文化、信息获得、意见表达等等都需要加以研究，都成为集聚为“三农问题”的焦点。还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期间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衰败，我们只能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以挽救，至少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挽救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伟大未来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实质性地增加农民收入。要又快又好地发展中国经济，必须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有权享有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充作代价的灾难。也可以说，这样一种“挽救”的政策导向，既能够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又避免了不必再次经受的“苦难”。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c238de0e009581b6bd9eb6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