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厚重与思的深邃——读罗维《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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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厚重与思的深邃——读罗维《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研究》 作者： 刘中望 钟 晴 来源：《云梦学刊》 2012年第5期 刘中望 钟晴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近年来，我们在《中国文学研究》、《湖南大学学报》、《求索》等刊物，不断读到罗维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匪类叙事的研究论文。2009年5月，以“百年文学之‘匪’色想象”为题，罗维获湖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3月，以所撰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经过较大修改，她又推出新著《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细读该著，我们认为，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选题重要，角度新颖。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认为，“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中国著名学者陈平原强调，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无法绕开“大侠精神”。诚如中外学者所指出的，“匪侠”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关系紧密，匪侠基因深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在游民社会等隐性社会空间中，通过外化为尚游侠、喜豪放、难拘束、严守纪律、不治生计、仇富恨官的游民文化与生活方式，以历史无意识、集体潜意识等形式发挥着巨大作用。近代以来，伴随封建统治的腐败加剧、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人灾难深重、民不聊生，土匪现象更加普遍，东北胡匪、东南海盗、江河水匪、四川袍哥、湘西会匪等交相呼应，人数众多，势力强大。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被毛泽东称为“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的土匪，如张治中所指出的，“有队伍的就拖着几杆枪上去：没有队伍的或者没有路可走的，也可以去找绿林豪杰。野心小一点的相信时势可以造英雄，野心大一点的就相信英雄造时势；所以作匪不但成了一条退路，而且还成为一条出路”，做土匪甚至成为一种时髦、有效的谋生之道和发迹之术，张作霖、冯玉祥、冯麟阁等即是这方面的典范，颇具传奇性、诱惑力、审美味。以历史资源和现实存在为素材，20世纪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塑造了大批土匪形象，从艾芜、端木蕻良、萧军描写东北胡子的英雄主义，到李劫人、沈从文、姚雪垠笔下的袍哥、湘西土匪、河南绺子，不一而足。对于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情节摹写、审美想象、形象建构等多种方式给予了足够关注，对土匪的多维审视与生动展现堪称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一脉。以此观之，罗维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土匪为分析对象，运用匪文化、侠文化、流氓文化三位一体的审视眼光，注重研究匪盗的审美表现，探讨形而上的民族匪性及其文化意识，挖掘具有普遍性的匪性意识，阐释想象土匪的文学所反映时代、社会、作家之间的关系，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匪类叙事的发展变迁，分析沈从文、姚雪垠、东北作家群、艾芜、杨争光、苏童等土匪题材小说文本，既对接了文化传统与社会语境，又符合文学演进事实与发展实际，文本与理论、整体探讨与个案聚焦合二为一，有利于从新的向度和层面加强、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选题值得充分肯定。 第二，史论结合，视野开阔。20世纪中国文学匪类叙事研究是一个难度较大、牵涉甚广、前沿性强的学术课题。该著之所以能完整呈现、准确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匪类叙事的历史谱系，得益于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丰富的历史知识、开阔的思维视野。一方面，作者站在历史、现实、未来的交汇点上，思考历史具有现代意识，预测未来蕴含前瞻思维，这种以史带论、以论证史、以史观今、以今预未的著述方式值得推崇。在史的梳理上，该著追根溯源，纵深开掘，以《庄子》“盗跖”这一最早的中国游民匪盗文学形象为起点，关涉北宋刘敞《患盗论》“衣食不足，盗之源也”、“非不畏死，念无以生，以谓坐而待死，不若起图生也”等匪盗盛行之因的各种学说，联系鲁迅《流氓的变迁》、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等重要著述，全面论述了墨家思想对匪文化形成的影响，关联艾芜《南行记》、熊正良《匪风》等现当代文学作品，研究绿林文学集大成之作“匪魂颂”《水浒传》的文学技法，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中土匪形象的丰富面相及其巨大的政治文化影响。全书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整体感强，启发良多，，在论的破立上，摈弃简单道德主义文学观的束缚，挖掘“匪类”与“民族英雄”转化模式的成因、表现和规律：引入社会学视野，同时批驳“恶魔化”或“英雄化”土匪的文学手法；以细读文本为基础，另辟蹊径，揭示阿Q的匪性文化人格……诸如此类，审察深入，持论鲜明，发人深思。另一方面，以乡土中国、土匪世界作为参照系，广泛借鉴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语言学、文化学、法学等多学科理论，力图深入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匪类叙事的本质、关系和效果。比如，以1960年代末期兴起的西方新史学风潮转向小人物研究为理论动因，勾勒文学匪类研究热的学科动因：借鉴社会学理论，将“土匪”定义为“躁动于正常社会结构中的异类社会群体”，简明准确；以比较政治学、政治文化研究为学术资源，深入挖掘1920年代中国文学的匪想象与左翼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之间的关系；以恩格斯、康德、黑格尔等关于“恶”的重要论述、经典名言为哲学参照，阐发土匪“恶性”与日常生活话语“恶”的区别；援用语言学知识，从文字角度考察匪的概念、起源和变迁，使立论更加准确、可信。 第三，见解独特，语言精彩。得益于丰富的资料储备、执著的学术追求、良好的文字功底，该著观点新颖、充满创新、行文畅达，一方面，就内容而言，全书创见不断，新意迭出。比如，坚持官方、民间二元立场探讨土匪的词义、分类，持论比较公允；对视公德为侠匪区分标准的说法，借助著名土匪研究专家霍布鲍姆斯“社会性土匪”、“职业性土匪”的二分法，从民问匪性文化心理等角度进行了基于具体人性事实的辨析，指出“它们同源不同质。匪具有源于生存匮乏的逐利性，而侠具有一种精神层面的人格追求，匪侠有时是共存的，土匪文化中本身具有侠义的元素”，强调“土匪不是一种固定的社会类群，匪性也不是一种固定的人格属性．它取决于统治权力和民间犯禁力量之间的博弈。土匪的身份秘密来自于博弈的结果”，看法新颖独特：从知识理性对匪之“恶”认同与启蒙话语资源、匪性之破坏激情与革命话语资源、知识分子关注民间下层与对土匪世相的人道主义悲悯立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民族焦虑与土匪式“自由漂泊”性等义项的关系中，呼应匪性与奴性关系、民族嗜杀性等前沿问题，揭示现代文人作家钟情匪想象的镜像体验、人格表达，倡导“政治化与大众化并举的新思路”，这种“内在地理解匪”的方式颇富思考深度：深入研究文学匪性想象、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合法性获得等之间的联系，挖掘革命文化叛逆性和土匪文化反抗性、报复性的内在类同，透视文学审美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关系，问题意识突出。另一方面，从形式来说，该著注重宏观分析与微观梳理的巧妙结合，兼具形象诗意和理性思辨，善于归纳现象、总结规律、比较特征，语言大气、清晰、精彩，诸如“匮乏激起的仇恨所形成的暴力有如狂风，席卷心灵后，形成的是一片被激情烧焦的废墟”、“外貌成为了政治品质的标签，而不再具有体现人的精神和生命的那种统一性，实际上成为了失去肉体鲜活生命力的空洞面具”等出彩句子，俯拾即是。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做学问当持“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精神，必须淡泊名利、刻苦钻研、厚积薄发。据笔者所知，罗维多年来坚守这种精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悉心劳作，对梦想不离不弃，自得其乐，加上她生于芷江这座湘西著名小县城，对匪的好奇与“钟情”始于沈从文笔下的这片山水和一方乡民，此种独特身份和深层认知使其文学匪类叙事研究蕴含浓郁的生命体验色彩，更为真实，更具人文关怀和人性光辉。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详略取舍、发展分期、标题提炼等方面，该著还有一定的修改、完善空间。 责任编辑 余三定；责任校对 杨年保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237c278ee3a87c24028915f804d2b160a4e86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