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对执政党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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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对执政党的特殊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部署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八项重点任务, 其中 第七项任务便是 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相较于前几届人大, 八大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署方面,有三个第一次:一是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放 在了党的五大建设的第四位;二是第一次在党代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 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 进行要求。这些都表明了十八大主张态度鲜明 的反腐倡廉。 随着时代的变迁,世情,国情,党情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面临考验与危险的新形 势时,作为一个扎根于群众,问政于百姓,服务于人民信仰共产主义的执政党来说,反 腐倡廉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事情。它关乎到一个政党,甚至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问题。朱镕基总理曾说过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 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强调了廉明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有关秩序,关安定。



中国古代历史上廉洁是作为官德来打造的,尽管一些朝代贪官污吏充斥,败之风盛行,但传统文化中的清廉思想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官德建设的宝贵财富。现代世界权力腐败成为社会毒瘤严重侵蚀政治,反腐倡廉受到全球关注。中国共产党始终立场坚定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建设廉洁型执政党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本质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当代中国的制度安排来看,执政廉洁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中国不搞政党轮替的竞争型政治,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明确的制度安排,执政廉洁关系到执政地位强弱甚至兴亡。其次,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身份,领导党和执政党合二为一。在西方政治制度下,执政党一般只是直接掌握和行使行政权力的党,立法权和司法权都不为执政党直接掌控,执政党不可能扮演领导党的角色。而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中,从重视革命领导权到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早于执政地位的确立。领导和执政的双重使命决定了执政廉洁的重要性。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鲜明价值诉求的先进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目标,决定了它的一切奋斗不是为了自身利益,也不是保住执政地位。这样的价值诉求内含着执政廉洁的必然要求。



从政治体制看,权力资源相对集中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执政党掌握着丰富的权力资源。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使权力分解成若干条块,以不同权力机构形成相互制约。而且中央与地方只是一种法律规范上的关系,州、(县)地方一级权力相对独立,与中央政府不构成直接的隶属关系,有部分地方权力甚至掌握在反对党手里,执政党的权力资源有限。相比而言,中国共产党更具有权力型执政党的特征。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架构中,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突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制度性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政府、法院、检察院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党通过人大党的组织和在人大工作的共产党员,实施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本质。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也保证了




权力资源的集中掌握。这些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特征,突出了权力型执政党加强廉洁建设的重大意义。



权力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权力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和科学关键不在结构方式上的集中还是分散,而在于价值取向上的公正还是偏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充分的权力。因此,从制度设计上体现权力的集中行使,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形成具有权力型的执政党,有利于意志统一、上下协调和秩序稳定,从而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同时也可以显示集中力量和资源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但是,权力型执政党面临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权力资源如何合理地、科学地配置。权力集中不等于垄断一切。在改革开放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执政权力被无限扩张放大,党包办一切,导致权力泛化和滥用。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拨乱反正,逐渐回归到正确的认识上来。如对党的领导从政治领导的涵义上作出明确界定,提出依法执政的价值取向,厘清党政关系等等,使党的执政权力具有边界的概念。些认识表明,高度集权与权力集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垄断一切权力的高度集权与资源集中的权力集中是有区别的。权力集中要求权力型政党慎用权力资源。二,对权力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政治学铁律,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权力腐败从性质上说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腐败悖违权力公共属性的变异行为在性质上没有区别。对于权力型执政党而言,权力资源集中更需要有力的监督机制加以约束。以上两个问题互相联系,权力资源配置合理性和科学性缺乏,必然给权力腐败提供空间;权力监督缺位,必然导致权力资源滥用。由此而言,廉洁型执政党建设对于中国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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